论新经济体制下的宏观控制

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由传统的“直接控制型”转变为新型的、运用市场机制协调的“间接控制型”。那么,在新经济体制下,国家究竟如何实现宏观经济的间接控制?特别是,需要相应地建立和完善哪些宏观控制的调节手段,以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本文仅就新经济体制下宏观控制的几种主要调节手段作一粗略的分析,并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分析,它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从未来趋势分析,则是适应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必然要求。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重在实现主体的自主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寻求“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要做到以上诸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尤其是以下四方面改革刻不容缓：第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三个倾斜”问题;第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三,按照“广义产权论”,构建环境产权制度;第四,促进政府转型,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引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近几年来,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展开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经济界也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被推向前进!     

论中西方产权研究的不同范式及产权残缺—— 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

基于对产权范畴本身的不同理解,国内和西方的产权理论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范式。国内注重权能分解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特定产权主体的分析,在力图廓清产权边界的同时可能造成主体不清的混乱。西方注重产权主体的研究范式使产权分析深入到政府、企业及其它组织的各方参与者,对深化国内的产权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契约理论的发展和注重主体的产权研究范式相结合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产权残缺”概念,由这一范畴衍生出来的分析方法对分析我国国企改革中的产权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中国“红利家族”剖析

"红利家族"内部成员有何关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红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     

一本研究汇率变动的好书——评王爱俭教授新著《汇率导论》

研 究各国汇率机制的生 成、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中其他相关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程度,是国际金融研究的一项现实性课题。天津财院王爱俭教授的新著《汇率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汇》),即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金融领域的大背景下,循着汇率变动这一主线,深入研究汇率变动及其规律的理论成果。 《汇》书共设十五章,分别从汇率的理论、政策、体系、机制、市场、品种以及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我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多个侧面,对汇率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该书布局合理、结构严密,逻辑性较强。作者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国际金融领域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原则,既对汇率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准确、详尽的阐述,     

藤本昭教授谈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

今年三四月间,日本神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藤本昭博士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进行短期研究工作,曾向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的有关学者介绍了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当前日本经济面临的课题。他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创新立国战略导论

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自然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创新国家”。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欲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21世纪国内面临的两大挑战--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供给格局的改变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要求必须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同时,全球新技术革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的三大潮流,也要求必须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包括“企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企业层面创新”;还包括“产业层面创新”,但不限于“产业层面创新”;更包括“国家层面创新”,但也不限于“国家层面创新”。这是一个涵盖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在内的创新体系。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涉及“技术自主创新”,更涉及“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创新型人才体制、创新型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关配套的经济体制等。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包括“一个顶层”、“三架横梁”和“四根立柱”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     

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创新

现代服务业是现代化进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此颇为重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近,中国宏观经济部门正在着手制定2006-201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十一五”规划,从现在提出的“总体思路”来看,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涉及的问题较多。根据笔者的研究,突出的有以下四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总量”问题。虽然中国近年来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