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发展普适性的公共福利制度

我国是要通过生产性福利理论来推进社会保障,还是应超越社会保险理念的束缚,以解决社会的中低阶层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健康、安全等多层次问题为重要目标来推进社会保障?笔者认为,诸如这些"宏大叙事"的讨论还不够充分,因此较多的制度和方案设计仅限于财务安全和筹资激励等次要问题的考虑中.本文拟通过对我国是否应发展普适性的公共福利制度此等宏大问题的初步探讨,以期达到"本立而道生"的结果,为社会基本保障制度设计提供另一种大思路.     

俄罗斯学者对列宁、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新见解

2007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部分学者与来访的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教授亚历山大·舒宾就苏联史研究中的有关问题举行了座谈.舒宾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列宁是否因接受了德国资助而发动十月革命? 斯大林总是被指责,究竟如何? 苏联解体不是一个客观的结果,而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

可以确定,以胡塞尔为中心的第一期现象学运动的瓦解是由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破裂所导致的。破裂的明朗化发生在1929年。但两人关系的疏远则可以向前追溯得更早些。从许多迹象来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二十年代之前还称得上亲密无间,至少在胡塞尔这方面的感觉是如此。据雅斯贝尔斯回忆,1920年春,他曾与妻子一同在弗莱堡逗留数日。恰逢胡塞尔61岁生日(4月2日),他和海德格尔一起去参加胡塞尔的生日庆祝会。当时,胡塞尔的妻子还称海德格尔为“现象学的孩子”。但雅斯贝尔斯已敏锐地观察到:当他谈到他的一个一流的女学生到弗莱堡想师从于胡塞尔,却被胡塞尔拒之门外这件事时,海德格尔积极地加入到雅斯贝尔斯这一边来。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在海德格尔这方面已表现出一种“在反对抽象     

现象学在中国

一随赫胥黎《天演论》和卢梭《民约通义》中译本1898年的出版，西方哲学的重要著作开始陆续被引入汉语世界，其中也包括许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如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以及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等。相比之下，现象学哲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则开始得较迟，并且从总体上看是相对缓慢的。就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而言，早在20和30年代期间，从邻国日本就有相当大一批年轻日本学者来到德国，跟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学习哲学，并因此而将现象学引入到日本，使它有可能在西田几多郎这样的东方思想家那里引起共鸣①。现象学成为日本西方思…     

相信自己

有一位年轻人在大学里上学，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大学的教育制度有许多弊端，便马上向校长提出。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于是他决定自己办一所大学，自己当校长来取消这些弊端。     

对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的探讨

本文对人力资源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阐明了人力资源是一种能够被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经济资源,能够为企业创造未来的经济效益,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并针对人力资源会计在计量上的困难,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和计量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设立了人力资源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人力资源会计的归属。     

为文之法与为文之道

如同做万事都要讲方法，作文也有法式。但是，作为一种技法，作文之法在世上诸多技艺中要算是最特殊的情况了。甚至可以说，作文之法本质上就不是一种技法。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就曾谆谆告诫人们不要迷信大街上那些《文章做法》、《小说法程》之类的东西。文章——我这里指的是那些真正可以被称为文章的东西——是人格精神的外现：在心为志，外发为文。道德情操是文章的精魂。欲问笔杆有几多重?称之不足两，实则重千钧。     

知识经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背景背景一。16－17世纪，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1970年，美国的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后工业经济”。1982年，美国的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信息经济”。1988年，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0年，瑞士提出“知识经济”．1996年，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定义：“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背景二．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近1／3是由象微软公司这类的知识型企业提供的，且微软公司所创造的…     

就业歧视有悖公平

案例一:相貌歧视事件【案件回放】:出生在河南商丘一个普通家庭的秋子,2006年7月,毕业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英语专业,并取得教师资格证。2006年12月1日,秋子与上海某教育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实习合同与外派合同。根据实习合同的约定,秋子在位于     

赫德与澳门主权

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实现其在澳门设官征税之目的 ,插手澳门事务 ,竟不惜以出卖中国领土之权为代价。为此 ,他不仅亲自与时任澳门总督的罗沙多次会谈 ,而且派其亲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到葡萄牙谈判 ,并于 1887年 3月 2 6日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 ,擅自同意葡萄牙殖民者“永居、管理澳门” ,从而使清政府丧失了对澳门及其邻近地区的管辖主权 ,也给葡萄牙殖民者统治澳门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