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及其展望

一个世纪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走过了充当革命史观注脚与社会史视野下的繁荣两个阶段,呈现为文本一典故考释与经济-社会史两种基本路径,构筑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基本框架,展示了越来越丰富的细部内容.当然,也存在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继续以求真务实的学风、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下一步有必要拓展思路,注重理论方面的提炼和升华,并注意摆正研究工作中的学术取向与政治取向的关系.     

领袖崇拜与民族认同——华盛顿、孙中山和毛泽东崇拜比较研究

华盛顿崇拜、孙中山崇拜和毛泽东崇拜,是领袖崇拜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了自发的领袖崇拜、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以及前两种类型的结合.三者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显示了不同的崇拜程度和政治、社会影响.对这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践层面将自发的领袖崇拜与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严格区分开来,这样才能避免领袖崇拜的破坏性影响,同时发挥其增进民族认同的建设性作用.     

中山陵征地考

中山陵修建过程中,围绕征地问题展开的一系列交涉,反映了国民党人改造国家的努力与地方社会、民间利益之间的冲突和调适,从微观上见证了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权益关系的变迁。     

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

明代的“倭患”经历,留下了持续的“倭寇”记忆,对明清时期的海权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明嘉靖年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到鸦片战争前夕严如煜的《洋防辑要》,自明中后期又以迄清中期的海防论述多以“倭/寇”为假想敌,以“备倭/防寇”为基本着眼点。这些海防论著表达了一种“眼光向后”的海权观念:多以数百年前的历史经验为准绳,而不是密切关注变化中的现实形势;多以陆权为中心,目标在于如何“防”海,而不是如何经略海洋。结果,16～18世纪,中国政权的海上关注焦点一直放在东亚秩序圈内的传统挑战者(“倭/寇”)身上,却忽略了正在膨胀的欧洲商业殖民主义的挑战。对手意识的错位,埋下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海权竞争中失败的深刻缘由。     

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 --关系网络角度的考察

孙中山的身世背景具有鲜明的边缘特征,与正统社会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他走上反清道路的结构性缘由.个人关系网络的展开,则使他的身份愈益边缘化,并助长了他反抗正统社会的心志.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因其边缘身份而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青年孙中山,便走上了反抗后者的道路.     

历史学的客观性：后神话时代的思考

文章从认知主体、认知对象、认知媒介和认知方法四个方面 ,论述了历史认知活动的客观性问题。文章认为 ,纯粹客观的历史认知只是一个神话 ,批判这一神话是为了剖取其合理内核。历史学的客观性其实处于一种弹性状态 ,有一个伸缩范围 ,决定其是伸是缩及伸缩维度的是史料、认知主体及其认知方法 ,其中认知主体又是最具主动性和导向性的因素。在这样的格局中 ,如果仍然坚持追求客观性这一主观意向 ,则人类的历史认知仍然能够达到某种维度的客观性     

晚清的引水业和引水人

晚清时期,中国原有的引水业受到外来势力的冲击,逐渐走向制度化,同时中国籍引水人逐渐被边缘化.引水业逐渐被外国势力控制,对国防安全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抗战前后民族复兴节初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些国民党员提议把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的日子(12月25日)定为民族复兴节。抗战前后,国民党当局在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节叙事着力建构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和强调统一的政治权威。国民党当局通过民族复兴节纪念来强化民众对“西安事变”的共同记忆,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意识形态,从而动员民众投身抗战,推动蒋介石崇拜运动。不过,民族复兴节一直处于尴尬境地,实际效果有限。     

圣俗之间:中山陵集体谒陵与民国时期的政治日常化

中山陵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两方面的特质。神圣性主要体现为集体谒陵行为的政治象征和仪式规训因素,它强化了以"孙中山""国民党""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国族记忆。世俗性主要体现为谒陵行为兼有的休闲观光因素,它有利于政治内容逐渐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结合,使中山陵得以承担"党治国家"模式之下政治日常化的功能。经由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中山陵这一政治符号所承载的政治内涵逐渐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