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突厥诸族天文学术语综考

早期突厥诸族天文学术语见于有关突厥民族的古今文献，作者从语言学的视角对之进行了多方面考察。     

吐鲁番回鹘文木杵铭文所见倭赤与巴儿思汗释地

高昌回鹘的西部疆域及其变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中对Nucǎ与Barsxan的记载，更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者众。近年，森安孝夫对该文书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缪勒原释读的Nucǎ应为Ucǎ（倭赤），即今新疆乌什，Barsxan应为伊塞克湖南之上巴儿思汗，二者相距不远且有道路相通。这一新解读对认识高昌回鹘王国的西部疆域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各种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947年或1019年吐鲁番回鹘文木杵铭文撰写之时，倭赤与巴儿思汗之地均已处于高昌回鹘的统治之下。     

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

辽朝与大食帝国长期保持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关系,史书对此虽鲜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大食盛产的玻璃制品、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等都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在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猎豹技术,以及大食出产的金银器、瓜果、蔬菜等,也都传入辽朝境内,并反映于各种文献记载或内蒙古东部地区、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和佛塔雕刻中。大食文化与物品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同时,通过贸易往来,辽朝文化对大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者的交流是双向的。     

回鹘文摩尼教诗歌及其审美特征

摩尼教是古代回鹘人信奉的主要宗教之一,对回鹘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吐鲁番及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有千余件写本都是属于摩尼教内容的,其中有不少都是诗歌。回鹘文摩尼教诗歌以赞美诗为主,既有译作,也有回鹘人的创作,均押首韵,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寓教于诗,艺术性高,其以音乐美、节奏感和哲理性的审美特点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回鹘文古典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喜马拉雅艺术

喜马拉雅,这座世界上最雄伟的山脉,从西边的阿富汗向东一直延伸到缅甸和中国。在这块面积广大的陆地上,有着世界上十分荒凉,不适于人类居住,甚至难以涉入的一些区域。千百年来,有几个民族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化。这个地方在人种学和文化学上的差异,在艺术上也有所反映。喜马拉雅的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克什米尔、尼泊尔和西藏这三大区域所受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其中,克什米尔和尼泊尔地处深山峡谷间,地域十分狭窄,但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其居住地区的范围。而西藏,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区域,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它始终保有这一地区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西起印度河,东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之间及其附近的一些地方。     

《从摩尼教到明教》述评

《从摩尼教到明教》述评杨富学摩尼教是公元３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Ｍａｎｉ）所创立的一种世界性宗教。一千多年来，它的踪迹曾遍及西亚、北非、欧洲乃及远东的许多地区，唐宋时代，在我国（尤其在回鹘中）颇为流行。摩尼教的典籍也随之由古叙利亚文而被先后译为拉丁、...     

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

摩尼文突厥语贝叶书克拉克著杨富学，黄建华编译对吐鲁番、敦煌所出摩尼文文献的研究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几乎所有的东亚摩尼文文献都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这一评估包括用突厥语写成的摩尼文文献。特别是原柏林吐鲁番收集品的出版，大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此以前，人...     

陈诚边塞诗论稿

陈诚(1365—1458年),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永乐年间,他曾四次奉使西域,足迹远至中亚的撒马尔罕和阿富汗的西北部一带.塞外风光激发了陈诚的创作灵感,他以诗记下了沿途的见闻,汇成《西域往回纪行诗》一书,共92首.这个数量不仅在明代,就是在历代西域诗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他继承了比兴传统,用独特的眼光观察奇异的梦境般的边塞风物,自成境界,为唐、元之后边塞诗中的稀世佳作.只是由于这些诗篇现存刊本绝少.极难觅得,致使其诗篇长期不为学界所知,一般的诗集上未见收录,中国诗歌史上更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直到近几年来,随着陈诚诗集的发现,陈诚的诗作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即以笔者在甘肃省图书馆找到的陈诚诗集为依据,对陈诚边塞诗略作述论,以引起文史工作者的注意和研究.     

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

合罕,是蒙元时代蒙古大汗的称号,在元代蒙古文献中,该词多有出现,有时依中世纪蒙古语习惯写作qa·an qan,有时又写作qa·an,汉语一般都直译作合罕、哈罕、恒罕或匣罕等,也有的又依汉人习惯加上了“皇帝”二字。究其来源,当借自突厥系民族之qaγan。如所周知,qaγan一词最早被用于称呼鲜卑部落的酋长,汉语译作“可寒”。后来,柔然、突厥、回纥、契丹沿用之,尊其国主为“可汗”。窝阔台于1229年登极后,始称合罕,故元代文献中的合罕一词习惯上常用来指代他。这里略举数通白话碑为例:     

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高昌畏兀儿政权归顺蒙古。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大批畏兀儿人入居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或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或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蒙元时代,由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推崇与扶持,藏传佛教盛行全国,于是畏兀儿人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修习藏传佛教的僧徒。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