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珔《国朝诂经文抄》的成就及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清代学术的发展,以经学为中坚。阮元主持汇编而成的《皇清经解》、王先谦编辑的《皇清经解续编》等尤能体现此一特征。朱珔历时20余年汇辑成的《国朝诂经文抄》,则别辟蹊径,着眼于本朝学人文集、札记中的解经论说,对保存清代学人的研经文献、彰显其治经特色与成就等,做出了与阮元、王先谦同样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他之所以能完成此一巨编,乃缘于其学术使命感、治学取向和丰富藏书等因素。但非常遗憾的是,朱珔逝世后不久,是编即毁于兵火。尽管如此,朱珔此举所彰显出的治学取向和方法,不仅在清代学术演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至今仍不失启示和借鉴意义。     

李塨礼学思想探析

谈颜李学派者,向来多注重于从哲学角度,或从实学思潮的角度来阐发其立学旨趣。有必要别寻蹊径,从清初礼学发展的角度,对李塨的实践和学思想加详细地疏理考辨,以期对其“习行经济”的为学立身主旨有一更切实的体认。     

帝王名号的政治文化功能析论

帝王名号作为一个历史动态观念，其政治文化功能体现为政治合法性、政治社会化、整合社会的控制机制、特殊的思维定式等几个方面。帝王名号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君主专制的稳固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封建迷信性。质言之，帝王名号是专制王权的体现。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明道救世”礼学思想的详细疏理 ,阐析了这一思想在有清一代学术思想中的地位。作者认为 ,顾炎武礼学思想的形成 ,不唯开一代研经治礼之风气 ,且为后世学术路向奠定了基调 ,“以礼代理”、“礼学即理学”学术潮流的酝酿 ,即是承顾炎武礼学思想之绪而起的     

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论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而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复为先导,且以礼学成就为最著.在清初诸大儒兴复礼学的努力下,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乾嘉以降,蔚为大观.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所倡"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故而,对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学主张加以梳理分析,有裨于厘清有清一代礼学思想演进的趋势.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     

史料·个案·宏通——郑天挺先生研治清史的启示

郑天挺先生一生历经清季、民国、新中国三个重要时期,虽迭遭忧患,却一直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事业.其间,郑先生于清史研究尤多所系心,贯穿始终,创获多多,继孟森、萧一山诸先生之后,为学界树立了一个典型航标.而郑先生孜孜研治清史的学术历程,既彰显了其学术注目点所在,又体现出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为后学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有益启示.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以个案探讨为突破,以宏通视野为涵摄,即其长期潜研清史探索出的一种新治学模式,嘉惠学林匪浅.尽管郑先生很谦虚地以"探微"名集,但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做出的贡献,则是非常"显著"的."微"、"显"之间,正体现出郑天挺先生高洁的人品、大师的风范!     

先秦诸子的为政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大乱，诸子百家都在热切地关注社会。从不同角度探讨国家统一、安定和如何进行政治统治等问题。他们以人性论为理论前提，提出了各种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有相当高的价值，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礼乐百年而后兴（上）——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     

礼乐百年而后兴（下）——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