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目控制实践研究

基于现代书目控制理论的观照视角可知,《四库全书总目》以"稽古右文"为指导,通过删改与抽毁文献内容、整合与建构书籍的价值体系来建构清代统治所需的知识体系,限定时人对相关文献的知识解读与意义发明的发挥空间,最终确立对彼时知识信息的管控。甚至,以清代政教意图删整《总目》的提要稿来限定文献意义表征的可能导向,以部类排序来确立《总目》的知识体系。清代统治者以目录学方式展开传统学术流变的考察,并与彼时统治者重新诠释目录学的社会价值及部类秩序的做法相结合,促使时人在彼时政治权力的胁迫下形成了基于《总目》的文献秩序与社会秩序为主导的知识信仰,以此实现社会的稳定。     

试论《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的提要纂修思想——基于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比较

《四库全书荟要》直接为乾隆及宫廷人士"憩此观书"的"阅览"服务。《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为实现"圣人所必察",不仅强调书籍的"经世致理"思想,亦保留"怡神悦目"的消遣作品。而《四库全书总目》主要面向"天下"士人,侧重对采进文献政教意义的强调,从而以人心教化角度批评不利政统的作品。此类差异在二者的"小说家类"提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变化表明清代统治者逐渐对当时"天下"文献的价值秩序及其文献秩序进行强化整合。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晚明士人对传统目录学小说知识的扩容——以谢肇淛为中心

在《五杂俎》等著述中，谢肇淛基于传统目录学“小说家类”知识功能的设定，以探索“稗官小说”的品评思路，从“街谈巷语”、征信的角度对《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章回小说展开评判的同时，又从“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俚而无味”等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章回小说新的知识特征。这表明传统目录学作为明代士人群体进行知识分类的主要理论依据，构成了其进行知识类型化探索的主导模式。它也是明代士人群体之间进行知识创新性探索等交流行动的重要平台，以便明确各种书籍的类型功能及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分析明人对通俗章回小说进行知识扩容的历史意义，应充分考虑传统目录学知识体系的显性作用与隐性制约，避免以今度古。     

文化消费与经典制造:明清时期“四大奇书”的流布

“四大奇书”的频繁连称，表明通俗章回小说逐渐被明代文士纳入关注视域，改变了相关作品传播的文化生态，促成了彼时文士集体制造经典的社会表象。在明人的“情欲”诉求中，“四大奇书”的频繁使用，不仅反映了文化下移所带来的知识消遣活动的盛行，而且促使“四大奇书”的意义不断被生产，满足了世人的娱乐诉求，并发挥有关指称的社会示范作用。在“真”与“奇”“幻”的观念互动中，“四大奇书”的流布具有突出的文化增值特质，不断推动其经典性、娱乐性特征和意义的解构与重构。可以说，“四大奇书”的盛行，是明代知识群体在满足自身娱乐诉求的同时，以构建文学经典的方式迎合社会下层市井之民日常生活与精神诉求的体现。     

史学本位与钱谦益对“说家”的批评及意义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以今释古：现代“小说话”品评“四大奇书”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文化语境等“复合性思维”,现代“小说话”意图在以今释古的策略中重构“四大奇书”的时下意义。它以批评者的阅读刺激为先导，寻求“四大奇书”可被识别和构建的话语符号，重点探讨其“奇”趣的存在形态与经典的构建渠道，呈现出“主体间性”式的品评特性。作为现代人寻求精神释放可能的重要方式，现代“小说话”以“四大奇书”经典构建为契机的知识活动在关注批评对象特征与意义的同时，强调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经验对彼时相关批评的导向引领。对此类批评现象的揭示能够探讨“小说话”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典范价值，亦可对现代文学批评、文化变革及世人群体状况的互动情形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