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终结——以韩国及台湾地区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独裁性政权主导下的以经济增长极大化为目标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尽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具体发展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不仅推动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工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中间阶层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扩大。多元的利益要求促使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通过参与政治的方式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加上大众媒介的迅速发展,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呼声和要求日益强烈,而竞争式的选举方式使得政治反对派在此过程中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发展政治主义体制和还是后来的政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卢泰愚的民主化宣言和蒋经国宣布开放"党禁"为标志,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入政治民主化发展时期,而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和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则标志着发展主义政治体制的寿终正寝,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入了精英多元主义政治发展阶段。     

开拓前进中的宝鸡特种金属材料厂

宝鸡特种金属材料厂是1982年成立的集体企业,现有职工982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7人。安置待业青年700多人。先后建起了化工厂等14个生产系列、8个分厂。产品有20多个品种、200多种规格,其中3项创部、省优质产品,3项出口创汇。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9900万元,产量912吨,利税1265万元,出口创汇351万元。职工平均工资提高4倍多。1983年以来,连续8年被宝鸡县、市评为“安置待业青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先进集体”。1988年厂长郭金斗同志被省政府授于优秀城镇集体企业家称号,1990年工厂取得了计量、能源、安全、档案四个单顶验收合格证,为全面实现省级先进企业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经验是:     

日本决策过程中的官厅与自民党

尽管日本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但有关立法的政策立案与审议过程很大一部分却是在国会之外非正式场合以非公开方式进行的,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行政机构——中央官厅与执政党——自民党。本文试图通过对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前的立案、决定过程的分析,以期对日本决策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儒家伦理的人权理念分析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过“人权”的概念,但它的内容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权理念。儒家主张的“仁爱”思想就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朴素的人权思想,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与现代国际人权运动的法哲学内涵相一致，显示了儒家伦理人权理念的先进性和进步性。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读许介鳞的《谁最了解日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海峡两岸的交流日益扩大,台湾学者的学术成果不断介绍到大陆,这对于我们了解台湾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有益的。最近读了台湾大学许介鳞教授的《谁最了解日本》(以下简称《谁》)一书,深感到这一点。     

政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认识——读《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

目前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均处在变革时期，也就是原有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但这种模式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至今国内尚未有人做过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因此，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的新作《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日本战后产业合理化政策研究》起到了...     

利害相关各方妥协的产物——《日本国宪法》的形成过程

<日本国宪法>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是有关各方妥协的产物.日本国内出现的各种宪法草案,特别是民闻宪法研究会的草案,对美国占领当局起草宪法有很大影响.占领当局起草的宪法虽有其本土意志,但在讨论过程中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远东委员会的存在也为宪法形成过程增加了变数.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方法论尝试——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义及其局限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重建、捍卫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们的核心任务,他们尝试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诠释,而科亨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析就是这种诠释的一个范本。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探索是一种新的尝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拓展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可能路径,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内生于民主理念的社会排斥及其出路——查尔斯·泰勒对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秦勒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关于包容的价值体系.因此它所主张的民主政治必然要求建立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没有这种内聚力便没有包容.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以强势内聚力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内生着排斥的诱因,并在政治实践中导致社会排斥的真实发生.在当代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这种内生于民主理念的社会排斥对包容价值观构成威胁,造成民主理论的解释困境和对现实认同的破坏.程序性自由主义抽象掉历史文化的参照点和关于良善生活的理念,着眼于个体自由、个人权利和合法程序,不仅未能使民主理论走出反而使其更深地陷入困境.在泰勒看来,走出困境的关键路径在公共领域,即通过人们在其中的平等交流和协商不断建构政治认同.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