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偏好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效果受到规制工具种类选择和企业成本结构的影响。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考虑成本最小化，企业存在是否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开展何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权衡。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价格型规制与数量型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机制，进而采用嵌套Logit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1)价格型规制工具更多地作用于污染末端治理，而数量型规制工具则倾向于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同时，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作用受到绿色技术进步程度的影响。(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具有异质性效应。价格型规制工具往往通过治污技术引进降低污染排放，而数量型规制与命令型规制则更有利于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3)价格型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命令型规制工具仅存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域异质性，并没有影响偏向的异质性。各种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与规制工具异质性，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在污染治理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研究——基于对云南、贵州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调研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是我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选择。近年来,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已形成自上而下完整的政策体系,对这些政策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基于对云南、贵州两省人口较少民族扶持发展政策的微观调研上,总结出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的一般特点:首先是政策的全面性;其次是政策的贯通性好;第三是操作性强。与此同时,深入剖析了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一、政策动态监测实施不容乐观;第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目标有所偏离和实现不均衡;第三、各省区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的执行程度有差别,政策实施效果有差异;第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政策的明显针对性,对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对政策的梳理、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还能够不断提高政策效应。     

邮政扭亏必须加强成本控制与管理

就近年来邮政发展现状和将要面临的各种挑战，从成本角度着手，应用数据、图表对邮政的生产、经营进行一般经济学分析，找出导致邮政亏损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深入探讨了邮政扭亏为盈的途径，如提高成本管理的科学水平，强化企业经营管理，开发市场，增量创收等。     

从“嵌入”到“融入”：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永福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深化民族关系的重要场域，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单元。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效果的好坏与各民族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紧密相关。治理效果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模式是否科学有效。通过分析探究永福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实践情况，发现“嵌入式”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致使民族互嵌式社区难以变革发展。因此，为解决治理困境问题，基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要素和治理逻辑，建构了价值共同体—主体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四个子共同体，继而建构形成了“嵌入式”—“融入式”社区治理模式。在“嵌入式”—“融入式”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寻求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模式转变的实践路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互嵌”，以期为具有相似治理情境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