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垄断史学,所以那时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乃是门阀士族的史学。谱系之书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晋南北朝的谱系之书,主要包括家谱、姓氏学和谱学专著三个部分。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关于《涅槃无名论》作者问题的讨论——《涅槃无名论》的著作权应归僧肇

<正> 《涅槃无名论》是《肇论》中的一篇,《肇论》则是我国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理论大师僧肇的论文集(后人编辑而成),历史上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在本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44年出版),于其中提出了质疑,认为《涅槃无名论》不是僧肇的作品。以后,石峻教授撰《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载194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1期),补充了汤用彤先生的看法。观其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历史进程——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2005年5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华兴教授与张元隆、李海生合著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一书,全书602页,47万字。该书是“九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是作者历经多年反复修改出版,奉献给学术界的优秀成果。李华兴教授是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知名学者,该书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又一硕果。     

加强学风建设的几点想法

学风在高等学校是指教师在教学和教书育人等方面的治学作风和学生在大学校园学习生活过程中所表现的精神面貌。它是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在校园中经过长期的教与学的影响,逐步形成的行为风尚。因此,学风建设包括了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中心地位这一内容,又体现了人才培养这一根本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培养模式下,素质教育更能体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标准。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适应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研究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研究陈振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总结社会...     

陇人安维峻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安维峻(1854——1925)字晓峰,号槃阿道人,甘肃秦安县人。光绪己卯进士,光绪十九年(1893)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不欠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国家的政局黑暗透顶。此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决计“披肝胆,昌斧锧”直言上奏拯救国家,他在短短的一年多的任期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走向

文章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点,从“五个统筹”的战略视角,认真地审视了我国利用外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对我国今后的外资工作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