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直接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快速转移。这一转移在全国各地区的速度如何?我们以此为本文展开的出发点,并应用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偏离份额法对各地区工业化进程进行分析和判断,发现我国原来的三大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则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同时,整个大陆的第二产业有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直辖市)聚集的倾向,使东部沿海地区有形成中国的制造业中心的可能。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在子代福利方面所体现的利他主义是经济个体的一大特征,为提升后代福利所作的努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然而,父代既可以投资于子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子代获取收入的自身能力("授之以渔");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财富,直接提高子代收入("授之以鱼")。这一选择主要取决于这两种途径在提升子代收入方面的效率比较,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本文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中国的代际收入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上升趋势,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更是表现出远大于上述两种资产的解释力和回报率,而这可能带来对子代经济能力的投资扭曲。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子代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对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持续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一个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较为准确的乡——城劳动力流动数量和城镇失业数据,并结合两种相互补充的方法——“地区分析法”和probit模型——对“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显著提高了城镇失业”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总的来看,这一假说并未得到经验证据的有力支持。尽管有证据表明城镇中等受教育程度的中年人的失业风险比其他群体更易受到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幅度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当心。这意味着没有理由以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和迁移的方法来取得城镇失业状况的改善。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

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明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变动趋势,厘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背后的决定因素。从长期看,劳动力供给数量、资本形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正趋于下降,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在上升,因此,中国经济如何面对转型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短期来说,2012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和内部各方面的冲击很大,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操作空间正在萎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挑战。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必须实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条件,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资产的资本化进程,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尤其是应以土地资产的资本化为切入点、以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为条件,进一步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关于隐性就业的理论分析

隐性就业现象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已经对我国的失业治理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定义了隐性就业，并进一步剖析了隐性就业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最后，作者提出了消除隐性就业消极影响的政策建议     

1949年，马家军溃逃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五大古都之一的西安解放了。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战略目标，向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接连发动了陕中战役、扶眉战役和陇东追击战；8月3日，天水解放。人民军队的滚滚铁流直逼兰州城下。     

发展教育产业的若干思考

本文考察了教育产业化概念在中国 90年代末提出的特定的社会、经济与制度背景 ,从而界定了教育产业化概念所特有的内涵 ;论证了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不断推进的时代 ,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教育产业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讨论了发展教育产业对治理我国当前短期经济波动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最后在充分分析我国教育产业发展的市场前景的基础上 ,根据教育产业发展的特有规律和性质 ,提出我国发展教育产业应采取的政策导向及应注意的问题。     

西方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及其发展

以失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由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创建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以非均衡分析为基础的,为了给宏观经济学寻找一个合适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西方在近二十几年来发展了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NON-WALRASIAN EQUILIBRIUM)理     

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结构不合理、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加上缺乏一个有弹性可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总需求无法及时消化总供给,表现为全球贸易和资本失衡的同步进行。总需求能力的减弱与全球分配法则的演变规律有关,而引发总供给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的高额利润。长远来讲,各国只有立足于解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才能积极促进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构性调整,需要深入推进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改革。同时,还需要启动经济社会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在收入分配结构、国有企业垄断、民间资本进入等重大经济社会领域中加大改革力度,不断释放促进增长的制度潜力和改革动力,并以此为契机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去。     

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与协调机制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主题。全球化经济的强大已经增加了很多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应当准确把握第三次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和隐患;揭示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和劳动、单一经济效率和多元政治与多元文化诉求的矛盾,深刻理解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得"与"失";从全球视角中去寻找出一种协调机制,在享受全球化带给世界的巨大效率改进和财富增长的同时,通过政策选择,更有效地利用市场体制,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更妥善地解决国与国之间和各国内部造成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以及各种政治体制、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从而使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更有效更和谐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