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6)“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简介

中韩两国拥有汉字、儒释道等作为共同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汉文化圈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关系.而到了近代以后,尽管传统的朝贡关系发生裂变,但中国和韩国同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两国之间仍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这种传统和现实注定中国和韩国的文人与知识分子极为关注邻国的现状和命运,中韩两国文学通过人际交流、思想传播、译介、跨界叙事等开展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交流活动.在中外文学史上,中韩近现代文学中文人的人际交流的频繁性、文学作品的互译和介绍的丰富性、双向跨界叙事的多样性,都是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也是中韩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     

东北亚文化研究

“东北亚文化研究”虽已成为教育部名刊工程中的名栏，但这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说明未来，准确地说是研究东北亚文化的起点，而且是艰难的起点。继往易，开来难，传承是弘扬，创新是发展。学术创新是硬道理。     

浪子的眼泪

1 我是个猎艳高手，只要被我盯上的女人，一般难逃我的魔掌。     

略论韩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

韩国现代文学是指韩国光复以后的文学，相当于中国的当代文学。光复５０多年来，韩国社会经历了非常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韩国现代文学就敏感地反映了时代现实，始终以应战的姿态向前发展，从而使民族文学日趋成熟，出现了众多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著名的作家、作品。目前，韩国现代文学研究已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其研究成果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在宏观描述韩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韩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国学与韩国文学

中国国学对韩国文化影响源远流长,形成传统儒学文化的共同基因;韩国文学的大文学观,是生命的转喻,蕴涵着深厚的中国国学的文化传统;韩国文学在东西方地理学中融合,把东方、西方合璧融化为韩国化文学,凸显着和合文化的底蕴.     

试论朝鲜解放前现代派诗人郑芝溶的诗歌创作

郑芝溶的诗歌主要以实感意象为主，并将其与比喻意象、象征意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发掘出诗歌的深层意蕴，同时也践行了意象主义诗歌的本土化和个性化。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文明对话：东亚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以中国与韩国的人文交流为例

中韩人文交流为东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近代中韩人文交流以中心与周边的共同发展为基本模式，体现着互动与认同的发展原则、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行的发展机制、共享资源与合作共赢的发展途径。近现代中韩人文交流通过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建立“互为主体，平行多元”的新型交流关系，具体体现为互为主体与共创未来、交叉互动与价值多样化、共享资源与深度合作等。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韩人文交流经历了冷战时代的断裂和后冷战时代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两国人文交流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进入新时代，中韩人文交流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明确新目标，坚持新理念，探索新路径，构建新体制，积极服务于中韩命运共同体乃至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对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历时性考察

中国的“燕行录”研究已经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燕行录”研究主要包括文化价值研究、总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五个方面;“燕行录”研究中,中、朝、韩的研究各有侧重,因此,今后需要进行系统的、带有具体问题意识的研究.此外,新的视角和方法的革新也非常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