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宏观调控

政府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宏观调控既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产业化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政府宏观调控农业产业化应遵循间接调控原则、效率原则、协调原则和法制原则。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应明确政府定位和职责。     

经济激励、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来自陕西猕猴桃主产区的证据

为深入研究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内在逻辑,以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603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激励与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激励通过价格机制和补贴机制显著促进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但由于农户更关注农产品市场价值以及绿色防控补贴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市场激励机制在促进农户技术采纳方面的作用明显大于政府激励机制;社会网络通过信息获取机制和社会学习机制显著促进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但由于绿色防控技术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得异质性社会网络在促进农户技术采纳方面的作用明显大于同质性社会网络。据此提出构建市场与政府的协同激励机制,培育农户社会网络等政策建议。     

不同模式养殖户禽流感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363份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调查数据CSSCI

基于宁夏中卫市363份农户调研数据,从防控参与和防控强度两个方面识别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防控行为特征,并从养殖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疫情认知、外部环境认知方面选取变量,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防控参与和强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规模养殖户比散养户更主动,且防控强度较大;不同模式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散养户的防控行为主要受平均投入成本、疫情是否会传染人、政府损失补贴满意度的影响,而规模养殖户除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家庭年均总收入、重大疫情经历、疫情预期损失、疫情会威胁食品安全、技术服务便利性的影响。     

不同生态类型区玉米生产技术效率及有偏演进模式

基于2000—2014年17个玉米主产省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按照自然地理条件将其划分为北方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西南山地玉米区和西北灌溉玉米区4个生态类型区,采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生态类型区玉米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测算不同生态类型区生物化学型技术与机械技术利用效率的变动趋势,定量分析玉米生产技术进步有偏演进模式。结果显示：我国不同生态类型区玉米生产技术效率总体保持较高水平,且呈上升趋势;北方春播玉米区技术效率最高,其次为西北灌溉玉米区、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不同生态类型区技术效率的变化主要受城镇化水平、玉米播种比例以及有效灌溉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玉米生产技术进步主要以生化型技术进步模式为主,但不同生态类型区生化型与机械型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     

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

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小农户参与农业价值链活动对生产绩效的影响

生产实际中,小农户已经越来越多通过采购专业组织提供的生产资料以及接受培训、统一销售等活动,融入到现代农业价值链中。基于猕猴桃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价值链活动生产绩效。通过使用两步聚类、PSM模型以及IPWRA模型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农户按照兼业化程度分为三种类型,拥有较高生计资本的农户价值链参与程度较高。(2)使用改进肥料、果品被产业组织收购的农户具有更高的亩产量与每亩净收益。(3)同时参与两种价值链活动相较于只使用改进肥料,可以显著提高亩产量;同时参与两种价值链活动相较于只参与一种价值链活动,可以显著提高每亩净收益。因此应从消除农户参与高价值链活动的制度障碍与人为因素入手,全面提高农户价值链参与度。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与农户满意度——基于泾惠渠灌区811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陕西省泾惠渠灌区811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集体管理、用水协会管理和私人承包经营管理三种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管护方式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目前农户对农村水利设施服务总体满意度不高,不满意比例达35%;不同管理方式农户满意度差异较大,其中,用水协会管理方式下的农户满意程度最高,私人承包其次,村集体管理方式下农户满意度最低。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管护的满意度受务农年限、水利设施认知、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损耗程度、维修及时性、用水纠纷的影响,且不同管理方式分组下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蔬菜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福利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1995-2010年为考察期

蔬菜是我国居民最重要的副食品之一,作为蔬菜净消费者的城镇居民,蔬菜价格波动影响其福利水平变动。本文借鉴Minot和Goletti提出的农作物价格变动短期和长期的福利效应模型,对我国蔬菜价格变动引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蔬菜价格变动与城镇居民长期福利变动呈负相关关系;并且低收入组受蔬菜价格变化的影响相对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更大。因此稳定蔬菜价格,对减少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损失至关重要。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乡镇企业代理成本存在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我国乡镇企业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干预下的经营者控制型企业治理结构,乡镇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性的委托代理制,在这种企业治理结构下,存在政企不分、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监督制约机制、代理人缺位等问题,致使我国乡镇企业代理成本较高,应通过改革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完善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等措施,提高我国乡镇企业代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