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

诗歌音乐性和音乐美是一对经常缠绕的诗学话题.在澄清基本概念诗歌、歌诗与歌词的前提下,本文对诗歌的音乐性和音乐美进行必要的区分,并为当下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创作类型进行归纳,探讨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的可能关系.     

追踪索影:重返历史现场的新诗研究——评伍明春的《早期新诗的合法性研究》

正迄今为止,与新诗发展历史相关的研究著作已有不少,有从诗人诗作、社团流派展开,有的侧重剖析诗学现象、问题争论,也有从刊物或诗集的发生探究新诗历史,因而,现在大多数的读者基本都知道新诗由哪一年开始,以谁的作品为标志,有过一些什么社团流派、代表诗人诗作等基础常识。可是若要由细节出发,追问新诗为何从那一年开始,在怎样的情形下为读者认可,新诗概念是什么,它如何传播并赢得生存空间……此类问题的回答恐怕没有经过研究者用足够的耐性去文献中摸爬滚打是无法张口的。     

中国妇女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 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分析影响妇女婚姻状态的社会经济因素 ,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 ,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 ,检验各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状态影响的显著性。结果表明 ,居住地、民族、教育程度、收入和地区各因素都有对婚姻状态独立而显著的影响。其中地区的影响最大 ,而其他因素没有系统性模式。对于收入、民族和地区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确立它们与婚姻状态的关系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1997年世界人口增至58.40亿

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PRB)最近发表的世界人口数据表,1997年年中世界人口总数达到58.40亿。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8600万,其中96％发生在发展中国家。PRB估计,1997年世界人口年增长率为1.47％,略低于1996年的1.52％。如果这一增长率保持不变,世界人口将在47年里翻一番。未来人口增长预计将进一步下降,但下降多快将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有多快。目前世界人口的80％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约4665641000人。发达国家的人口为1174792000人,比去年略多一点。欧洲是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的经历人口自然负增长的地区,1997年自然增长率为-0.1％。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仍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1997年总和生育率为1.2。     

日落西山的西方人口?

报道国际人口问题与事件(如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新闻媒介,留给大众的印象是世界面临的只是一个人口问题:人口过剩。这种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 因为不存在全球性的政府,也就不存在全球性的人口。存在的只是各主权国家,而最终它们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一系列与人口相关的问题。将人口增长看作一个整体就是忽视了世界本来的实际面目。 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的视野。人口过快增长确实导致了许多问题,但是世界人口有1/4居住在因人口缓慢增长带来问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低出生率导致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不平衡,给社会福利系统带来压力,使其扭曲直至崩溃。     

我国人口转变的环境影响

一、人口转变的环境意义 人口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口再生产适应于环境再生产的结果。与一定阶段的生态环境发展相适应,人口再生产具有一定类型,而人口转变则是人口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从旧的平衡向新的平衡的转变。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口转变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环境承载能力提高,从而带来较大幅度的人口增长。然而过快过多的人口增长往往导致人口生产力超过环境生产力,出现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改善环境和控制人口创造出人口生产与环境生产的新平衡。     

中国人口的变化:1990—1995年

1995年我国举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90年代上半期我国人口的一些重要变化。 1 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率低于以往各时期 我国妇女生育率经70年代的大幅度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中下降,进入90年代又出现了加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到1981年的2.63和1990年的2.31,至19995年又降到1.85,已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妇女各年龄上二孩和多孩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

顾宝昌在1987年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中国的生育率,通过路径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都有重要的直接影响的结论.李建民在2004年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提出1990年代我国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些结论或假设,本文利用中国省级数据,再次考察"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1970年代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主导,1980年代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的作用基本达到了平衡,而19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主导."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关系呈献出一种动态平衡.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