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论焦循的《论语》学研究

焦循对《论语》的研究,是为补充邢昺的《论语注疏》而作,其特点是重义理而轻考据.他对"一以贯之"、"异端"等孔学真谛作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以《论语》来阐发《易传》思想,又以《易传》来印证《论语》之说,从而正确地把握孔子的思想脉络,给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治学启示.另外,通过对《论语通释》原稿本与定本之间关系的考辨可以看出,《论语补疏》是研究焦循《论语》学的最为完备的文本依据.     

《周易》古文本脞说

文章考证了汉代费直之《易》为古文本的传说,认为郑玄、王弼等汉魏学者传自费直之《易》都明显烙有今古文相间的印记,不是纯粹的古文本《周易》。历史上虽然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探索古文本的《周易》,但都因确认费直《周易》为古文本,而使真正的古文本《周易》始终滞留在有无之间。近年来随着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出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的面世,为今天复原出一部比较接近古文本的《周易》提供了可能,从而为研究早期《周易》文本的形成提供了详实的文献依据。     

乾嘉“吴派”新论

章太炎先生在区分清代中叶学术流派时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皖是指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乾嘉时期产生于江苏苏州地区和安徽徽州地区两个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派。对吴、皖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学史论者的热点。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派”的总体考察仍属少数,而对它的评价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派”试作新的探讨,或许对推进乾嘉汉学的研究有所补益。     

凌廷堪“慎独格物说”的礼学诠释

凌廷堪从礼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家的"慎独"、"格物"等重要思想.凌廷堪将"慎独"解释为内心之德或者是外心之德,它的指向都与礼学息息相关;将"格物"解释为"格礼",则是从礼学的实践层而来解渎"格物"的.所渭的"慎独"、"格物",实际上就是礼学,这为乾嘉之际的经典诠释提供了新的解释形态.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易学,源于徽州地方性教育的繁荣、学人传习易学活动的自觉与家族易学氛围的熏染,是在维护程朱理学、阐扬阳明心学、回归元典、重申图学等学术生态中培育出来的奇葩。作为明清时期徽州学术的风向标,徽州易学研究样貌的差异与每一次转向,虽然仍烙有理学或朴学的印记,但是已不完全囿于理学或朴学的反哺,而是融入了徽州学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学术生态下的一种积极思考,是徽州学人体悟人生与认识事物在易学上的折射。从地域性易学的本身而言,徽州易学有一个多途自我发展的过程;从易学的内容而言,徽州易学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而形成了徽州地区新的易学传统,堪称徽州学术除理学与朴学以外的又一个学术主轴。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以注疏、考据、公羊学为制义,不仅使制义出现了否定自身的动向,而且反哺经学,两者源流同贯,孳乳相生。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新的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杨慎考《易》溯源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他擅长经学考据，对《周易》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思想流脉等做了新的考证，其中不乏极富创见和新颖独到的见解，但也存有附会与考据不实的缺憾。文章选取了其中的31例考证，做了一番溯源与辨析，揭示了其经学考证的基本面貌，对我们今天深化研究杨慎的《易》学及其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