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技创新的四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步入新常态，科技创新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通过阐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分析科技创新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结合四川产业发展与科技资源基础实际，对四川基于科技创新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探讨，提出“育主体、强技术、搭平台、促转化、创模式、合资源”的政策建议。     

畿服之制与天下格局

畿服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是古人对于天下格局之政治思考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历史上的畿服制主要有“三服制”、“五服制”、“六服制”、“九服（九畿）制”等四种说法，其所对应的地理空间分别是方三千里、方五千里、方七千里和方一万里。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五服”说和“九服”说，“三服”说和“六服”说可分别看作它们的附属简约版。近代的康有为曾试图借助畿服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近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整合问题。在中国崛起复兴的过程中，畿服制的差序格局依旧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大数据思维的方法论意义与审美认识的转向——以美本质追问的困惑为例

近十几年来，美本质问题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肯定说与否定说长期相持，难分高下。不过，随着大数据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所引起的思维变革为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方法论意义：一是重视个体审美的真实感受性而不是类的普遍性；二是重视审美感受的混杂性而不是精确性；三是重视审美的相关性而不是逻辑因果性。基于上述三方面的思考以及个人审美把握能力的实际情况，现代美学应当悬置美本质这个类似审美中的“物自体”。     

治理网络与民主相容抑或相悖？

面对日益复杂化、碎片化以及动态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解决由之带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从这一方面来说,治理网络是一个能够带来良好治理效能的工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治理网络却与自由民主相抵牾。尽管治理网络与自由民主不相匹配,但它却能与各种后自由民主相辅相成,换言之,从后自由民主的视角来看,治理网络能有效促进民主。当然,治理网络也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发挥作为"元治理"主体的国家的作用。     

公民能力与宪制民主

政治权力实践中，宪制与民主的相互构成、相互依赖，为规范性的宪制与民主的概念性联结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利用赫希曼归纳出来的保守主义三个命题，可以发现传统应对策略的反动性。传统应对策略的失败，一方面为我们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激励和教训；另一方面，对民主的忠诚，则要求一种更为充分的解决方案。以动态宪制和公民能力为基础，能给分析宪制民主“问题”予以更多的补充性说明，对民主价值的重新诠释也将对宪制的理解产生进一步的启迪。     

科恩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辩护：一个批判的考察

在发表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里，科恩试图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版本，即所谓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进行全面的辩护。科恩的理论包括两个原理，即所谓发展原理和生产力首要性原理。由于科恩在对相关理论的阐释中不仅借鉴了来自当代分析哲学的论证技巧，而且倚重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因而成为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本文批判地考察了科恩的理论，指出其方法上的缺陷，并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布伦纳的理论做了比较。科恩以及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假定生产关系仅仅具有一种功能，即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片面地理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     

从三代之礼到万国公法：试析郭嵩焘接受国际法的心路历程

本文试图沟通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传统学术著作和他出使前后的日记、奏稿及书信,以探讨其对外交涉的依据。郭氏诠释儒家经典时指出,"三代宾客之礼"包含对外交涉的真理。出使前后通过阅读《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并与"万国公法讨论会"交往,他才意识到近代外交应以"万国公法"为依据。然而,郭氏接受"公法",并不意味着放弃"三代之礼",恰恰相反,他是将"公法"当成"三代之礼"精神在当代的体现而加以推崇。     

现代食品技术异化：概念释义、现实表征及其消解之道

现代食品技术在极大地丰富食品生产、将人类带入丰裕社会的同时，也面临着食品技术的异化问题。本文系统考察了现代食品技术异化的概念释义，归纳出食品技术异化的两种类型；并详细分析了其表征及其负面影响，如生产消费主体的异化、食品流通环节的异化、产销关系的异化、饮食文化的异化等现实表现；然后从哲学上反思食品技术异化产生的本质，即技术复杂性与人类认知有限性、人类价值观失范与技术理性至上、食品的工业化与市场化是导致现代食品技术异化的根源；最后提出，根植于本地化生产、目标是经济上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流通中采用生态友好的方式、在社区成员间增强社会信任和公平的替代性食物体系成为消解现代食品技术异化风险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