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移民的呼声——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

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群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户籍与居住区分割:城市公共管理的新挑战

基于上海市居民调查的微观数据,本文发现在户籍身份差异这一维度上,空间上的居住区分割已经出现。并且,非户籍家庭的居住条件明显更差,对小区的评价更低,更少在小区内进行互动,对邻居的信任感更低。城市公共管理政策应尽早重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居住区分割现象,避免与户籍身份相关的收入、公共服务等差距在空间上定型,并产生群体效应,危害城市的和谐发展。     

公有制理想的代价——腐败与企业转制的中国案例

企业转制或私有化进程中的腐败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企业转制把公有制下隐性的资产流失转化成了转制过程中的显性腐败,其根源在于公有制企业内在的治理结构缺陷,而不是企业转制本身。虽然企业转制中出现了腐败,但转制本身却能够减少公有制企业中的腐败,因此,企业转制的进程是短期内的平等与长期内的效率之间的权衡。在既有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政府权力结构下,企业管理者很可能会和政府官员通过合谋来决定转制方式,并分享企业转制产生的利益。企业的转制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虽然腐败客观上推进了企业转制,但也由此加剧了不平等。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企业转制中,权力结构不变、效率和公平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兼得的。     

双轨体制及其并轨的逻辑与含义新探

在我国的双轨体制时期 ,国有部门承担了改革的成本 ,同时又在金融市场上获得了补贴。作为双轨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 ,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将逐渐缩小。保持财政的增长 ,并对改革中的受损者进行补贴是保证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估计了一个包含贸易和FDI变量的收入决定函数,然后运用最新发展起来的夏普里值(Shapleyvalue)分解法衡量了全球化和其他变量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球化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而加强;(2)资本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最为主要且日益重要的因素;(3)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4)教育、地理位置、城市化和人口负担率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在减弱。     

“双碳”目标下西部地区高耗能产业发展机遇及对策研究

<正>近年来,西部地区高耗能产业在全国的地位上升。在“双碳”目标下,西部地区高耗能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难得机遇,也有挑战。西部地区高耗能产业在全国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为此,需要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加强相关技术研究和开发等。     

摆脱城市化的低水平均衡——制度推动、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城乡分割政策不仅直接阻碍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且其负面效应还通过人际之间决策的相互依赖性而放大,使城市化进程陷于低水平均衡.本文利用CHIPS2002数据发现,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存在着相互依赖,并且这种相互依赖的效应还被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所加强.根据本文的模型进行的模拟结果,中国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的确处于低水平均衡.为了摆脱城市化的低水平均衡,除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增进村民的信息交流等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方面实施“大推动”政策,并借助社会互动加速城市化进程.     

四川重点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文章将四川分为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川南地区、川东及川东北地区、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地区五大经济区域,并分析了这五大经济区发展的现状与特点,进而提出四川应实行重点区域发展战略。该战略包括:核心区域发展战略、重点轴线发展战略和突出中心城市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