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州集》中的李白因素和庞德因素——兼论诗歌意象与诗歌形式的翻译

《神州集》之中所体现的诗歌意境(意象)属于李白等中国诗人,而诗歌形式则属于庞德本人的创造,因此,《神州集》的成功得益于李白因素和庞德因素的共同作用。中英诗歌互译时,诗歌意境(意象)的可译性较强,而句法和形式的可译性很差。过于夸大《神州集》中的个别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译",从而否定《神州集》的翻译性质,无疑是不正确的。     

论诗歌意象理论构建

诗歌"意象(Image)"是中西诗学研究的热点,也是中西诗学的难点,中西诗学至今对于"意象"概念还没有形成共识.文章首先以汉语语境为研究背景,通过对于中西诗学之中"意象"概念的辨析,将汉语术语"意象"明确界定为"意中之象".然后从生活基础出发,指出诗学之中的意象理论基础就是由"符号-表象-情感"所组成的关系链.之后,还从不同的角度,将诗学"意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最后,着重讨论了诗歌意象的计量单位问题并提出了比较客观的意象计量方法.至此得到一套比较完整的诗歌"意象"理论框架.     

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理论的中国背景

美国著名诗人、学者庞德一生最为重要的诗学理论是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国内外学界主流一般认为庞德是在提出意象主义理论之后,才偶尔发现费诺罗莎笔记中的中国诗歌正好符合其诗学理论的。他们忽略了这一事实:庞德在获得费诺罗莎的笔记之前已经接触到中国诗歌,他所提出的意象主义诗歌主张中有关诗歌节奏、诗歌用词等的理论都受到来自中国的深刻影响;而且庞德从意象主义转向漩涡主义也源于他对于中国诗歌认识的变化。因此,庞德的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中国背景。     

学术语言基本规范的理论研究

人类语言可以分为自然语言和学术语言两类.自然语言的实质是一种意象链结思维,具有明显的情感特征,是文学语言的主体;学术语言的实质是一种概念链结思维,具有明显的逻辑理性特征,是学术研究的理想工具.学术研究的实质是一种逻辑理性的思维过程,需要遵从"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相应地,学术语言必须遵从"情感中立"的基本原则,并遵守三条基本规范:即学术概念明晰的规范,行文符合逻辑的规范以及理解性规范.     

整体知识论:知识的“真”与“德”之辩

西方知识论的本质是真理论,其主导问题意识是"求真"意识。西方知识论的运思模式和伦理道德的运思模式格格不入,不少著名西方哲学家也是将"知识"和"伦理道德"分而论之的。西方知识论是西方文化大背景中的产物,并不适合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蕴含道德品质和真理品质,因此,中国的知识论应该是一种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整体知识论"。"整体知识"是人类所有的知识的总和,其"知识"概念指"一种能够支配人类做出反应的信息链"。整体知识论重视知识的"真",但将是否"有益于人类"视为知识价值意义的根本评判原则。整体知识论并不一概排斥"错误知识"———尤其是有益于人类的"错误知识"。     

诗歌的节奏理论探索:认知理论与节拍标志

试以现代认知理论为基础,从节奏角度进行诗歌形式理论的探索。节奏是中英诗歌形式的实质。节奏分为外部(客观)节奏和内部(主观)节奏,它们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主观节奏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是现代自由诗之所以在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节奏是人类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本能:人脑利用其自在的节奏能力本能地寻找外部信息的节奏标志,对外部信息作出多层次的节奏化处理。在阅读诗歌文本时,读者根据诗歌形式所提供的各种节拍标志,可以更好地构建内部节奏感。     

“质料”与“形式”：现代教育哲学辨析

中国传统教育所教授的是儒家的思想观点,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质料＂;古希腊教育注重的则是并不包含具体思想观点的辩证法与逻辑,其教育哲学所强调的是＂形式＂。＂质料＂与＂形式＂的差别不仅是中西教育的根本差别,也是中西传统知识状态的差别所在：前者和王权结盟,而后者则基本保持独立。进入现代语境之后,中国现代文化理念体系决定了中国现代教育哲学必然从＂质料＂转向＂形式＂,将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     

语象概念的“引进”与“变异”

“语象”术语近年来流行颇广。该术语最先由赵毅衡创造，作为西方诗学术语image的译语。之后不少中国学者接受了这一术语，其中陈晓明还对于“语象”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蒋寅、韩经太和陶文鹏等分别尝试以“语象”为基础概念来阐释诗学核心概念“意象”。可是，在对于“语象”追根溯源、仔细辨析之后，我们发现赵毅衡的“语象”概念源于对于西方文献的误解，而陈晓明对于“语象”概念的重新定义也欠科学。“语象”是一个有能指、无所指的“悬置学术术语”。     

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孔子的政治与文化哲学理路是“道”,即“秩序”。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文化关系为本来规范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具有先天属性、第一性的父子关系来类推、规范具有后天属性、第二性的君臣关系。这实质上赋予了君臣关系以父子关系的伦理属性,从根本上稳定了传统的君王政治体制,实现了孔子之“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儒家文化的政治文化伦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祛除其与君王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而儒家其他方面的文化规范,至今仍具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