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视角下的阶层流动模型分析

中国社会呈现多元结构的特点,阶层具有结构性、阶级具有层级性,而学界往往忽视对于阶层与阶级概念的区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阶层流动频繁、社会分化迅速,阶层发展呈现出多元的跨界流动模型。本文通过选取公正原则,结合阶层固化的三种主导因素,推导出现代社会的几种阶层流动模型,并进行比较分析。     

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逻辑蕴涵、时代要求及路径探索

学习型党组织是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创新性党组织，它以学习型成员作为党组织的行为主体，通过积极建立知识创生、知识传播、知识利用、知识共享的价值取向和有效路径，充分开发利用党组织成员的学习效能，形成高素质的党组织队伍。大力推进中国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既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进一步推动高校教学科研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深刻把握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逻辑蕴涵，不断推动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机制创新，积极探索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有效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 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刑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予以了必要重视,但失衡于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尤其对网络公共安全和数据信息安全未予以必要重视。刑法应当进行立法调整,建立风险刑法理念,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刑事预防,明确对网络公共安全法益的立法保护,其内涵为包括网络空间的数据和以信息为内容的网络秩序的安宁性;建立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体系,并增设新罪名对新型网络犯罪行为予以规制;明确人工智能在网络犯罪中的工具属性和非主体性,确立对利用可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过错责任、对自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监督过失责任;通过选择适当的路径和立法技术实现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应对。     

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 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得到理论界和管理实践者的一致认可，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直接影响，缺乏对间接影响的考量，缺乏从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探讨私人关系影响组织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基于关系营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关系规范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包括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从私人关系到组织间关系的中介模型，并建立5个研究假设。为了检验模型和假设，以制药企业与其分销商的关系为研究情景，通过问卷调查从制药企业收集数据，获得508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①企业边界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能够促成企业间关系规范的形成；②私人关系通过关系规范对组织间关系产生影响；③环境动态性的市场波动性、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3个维度显著调节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影响。竞争强度和技术波动性强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而市场波动性弱化了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关系规范在私人关系对组织间关系影响中的作用路径，丰富了私人关系、组织间关系、关系规范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为组织间关系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引入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私人关系与组织间关系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在实践方面，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更加了解组织间关系的影响机理，从而能以更科学合理的方式发展组织间关系，构建紧密的渠道合作关系。     

关于大学生人格优化系统的认知分析

大学生人格优化系统是指在影响大学生人格优化相关因素内在联系中所形成的互动整合、并具有特殊功效的有机结构状态,主要体现为课堂教学、课外教育、社会实践、舆论导向、示范引领、制度建设等相互促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自我教育等形成合力的大学生人格优化培育系统.积极构建大学生人格优化系统,对于培育大学生良好人格,提高大学生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

军权是封建国家权力构成的支柱之一,西晋士族是西晋政治活动中的主体力量,士族对军权的分割、占有及军权变化过程反映了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士族较高程度地执掌军权是西晋门阀政治定型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它也为东晋典型门阀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