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

农会是革命组织还是可以成为社会整合组织?建立农民协会与基层政权的关系是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农会组织怎么办? 自1995年以后,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因农民负担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而且,他们建立了“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等农民自发组织,现在已发展到了提出重建农民协会的政治主张。对此,我的基本观点是:     

村民自治:价值和困境——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自实施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村民自治却不得不面对"两委"矛盾凸显、选举"乱象"、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村务公开存在盲点、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诸多困境.在<村组法>修改之际,笔者重提其应具有的民主启蒙和权利觉醒的价值.并提出了要重视"家庭"的作用、把村代会与村委会的任期错开、做实村民监督机构等措施.     

20世纪中国县政演变的逻辑

20世纪中国县政权力架构的演变是具体历史情境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演绎,又因其自身权力的“两面性”表现出了相对于整体国家制度构建的独特的演变进路。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县级权力结构关系重点表现在“官治”与“自治”的不同结合方式上。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则突出表现在党与政、国家与社会的不同结合方式上,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构成县级层面党与政结合方式的政治生态。     

利益博弈与抗争性政治 ———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政治社会学理解

文章通过对三部研究社会冲突新著的解读,分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博弈的特点,并依此提出了抗争性政治的基本命题.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冲突主要是以底层民众的抗争方式表现出来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作为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解释的是从利益博弈到管治困境的过程和特征.     

现代经济分析的兴起和意义

现代经济分析已超越了古典经济分析的历史局限,并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的困惑,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它的兴起和发展,对重构中国社会解释体系的理性工具有参照范例的意义。     

中国应当“改流归土”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事实上,“异地为官”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治理技术,至今仍然在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政者在治理技术上的因循守旧。干部任期、交流、回避在我国古代吏制中早有规定,例如明、清时就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做官,到邻省做官也要距出生地有500里的距离。对官员的任期也有明确规定,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用“生存伦理”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并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依法抗争”则是李连     

社会冲突中的维权行动解析

近10年的维权活动中,农民以自身的力量在影响执政者,并以自身的行为在教育知识精英们。当一些先锋知识分子举起所谓“新民权行动”的旗帜、高呼宪政、民主和民权的时候,中国的农民早已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抗争。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