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利益约束机制与规范转型期求利行为

在新旧体制转型期,由于法制不完善、对旧体制的改革不彻底等原因,导致了各种非规范的求利行为“乘隙而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非规范的求利行为,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利益失衡,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为构建利益均衡的和谐社会,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强化利益约束机制,规范转型期求利行为。     

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在模型中,分析了中国及其东、中、西三大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GDP的弹性系数,其弹性大,推动效率高,能够极大地刺激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农业及其现实意义

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2008年农业农村工作部署中确保农产品基本供给的强调,农业问题日益引起党中央和全社会的重视.本文从二元经济模型角度,剖析刘一拉一费、乔根森、托达罗等经典模型中有关农业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并结合剩余劳动力、工农劳动生产率、工农贸易条件以及技术进步等,探讨蕴含在二元经济模型中的新时代元素及其重要现实意义,以期准确理解新形势下农业的重要性.     

明代隆万时期的货币扩张与地方反应

明代隆庆万历时期是国家货币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然而货币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国家上下,集中表现为白银存量不足与好钱不足。面对此种局面,明廷通过各种举措力图扩大货币供给量。此时又处于海外银流入数额不多、国内银矿屡兴乏力、一条鞭法加速推广的供需矛盾时期,朝廷只得放开海禁、不断寻求内地矿源来增加白银数量,但效果不显。为此明廷将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扩铸铜钱来增加货币存量,应对货币主导权日益下移的问题。万历前期的扩铸计划准备充分,工本也属充足,但地方铸钱却在很短时间内纷纷挫败,显示了国家钱法的长期颓势难以逆转。万历后期,神宗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派出矿监税使疯狂地搜刮民间金银,国家铸钱也日益沦为解决财用的工具。不少地方的货币流通遭遇了更加纷乱的局面,政府权威在市场力量面前遭遇挫败。这系列过程昭示着晚明政府在面临日益货币化、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始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手段,将其内化成自身的经济资源,折射出明代货币制度缺失的长期影响。     

清末至民国赣西北手工业与区域社会变迁

赣西北特有的自然禀赋为区域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手工业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其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趋于衰落,却推动了区域社会发展。手工业的发展活跃了区域经济,扩大了民众尤其是妇女的就业,提高了民众的收入,民众的社会流动性亦随之增强。与此同时,赣西北农村集市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出现了不少比较专门性的市场,推动了当地城镇的发展。清末至民国赣西北手工业的历史、特点、动因及其社会变迁的关系,对于当下区域社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发展与启示

货币政策规则(尤其是"泰勒规则")自被提出以来,就深受关注,并在与"相机抉择"的政策决策原则的交锋中不断得到发展。现在的货币政策规则不再局限于货币当局设定固定的货币工具变量的狭隘涵义,而是指货币政策行为的一种指令性的向导,具体包括工具规则与目标规则。经济学家相信,与相机决策相比,规则性的政策能有效减少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但是,现阶段在中国建立货币政策规则,尤其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规则的货币政策的条件并不成熟,而加快金融、财政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努力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的信誉,则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三农”问题演变中的政府角色——基于对分税制负效应的分析

分税制使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对发挥财政的经济管理职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分税制的运行加速了地方政府的规模扩张，加剧了地方的财政困难，成为加重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政府应通过规避分税制所引致的问题，重新厘定中央政府角色、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做好政府体制改革工作，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技术引进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概述我国技术引进现状的基础上,文章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从总体层面考察了技术进步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研究显示,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短期内,两者之间存在着波动关系。     

论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取向

本文通过转配股获准上市流通一个侧面，以此扩展到近一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出台的主要政策，比较系统地分析我国证券市场政策的取向和对未来几年政策的预测。     

财政支出的效率与规模——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运用1978～2004年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政府财政支出的数据，对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利用Barro定律及Karras实证方法估计中国政府的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及最优规模。并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了真实GDP、实际政府支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政府财政支出是具有生产性的且政府最优规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8．2％（±3％）；中国经济增长是政府规模增长的Granger原因，实证结论支持了瓦格纳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