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警营文化功能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警营文化是公安机关的组织文化,它是由全体公安干警共同享有的一种价值体系,具有导向、规范、凝聚和激励四大功能,在加强公安队伍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警营文化特有的功能,努力打造"爱岗敬业、文明亲民、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优质警营文化,培育出新时期具有良好人文精神的高素质警察,才能建设一支凝聚力高、战斗力强,人文素质好的警察队伍.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兼论多头政体的形成和分裂

通过回顾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来解析早期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文章运用多头政体理论来阐述雅各宾派的兴起、发展到走向分裂的过程。研究表明雅各宾派专政初期已经具备了多头政体的特征,且形成了暂时稳定的执政联盟。然而,资产阶级各派执政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权力混乱和政治无序,且引发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从而使联盟走向分裂。     

从威胁认知视角解析伊朗核危机

近年来,伊朗核问题一波三折,危机不断升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对于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对抗和斗争,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从微观理论视角,运用认知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国际危机中的威胁认知理论来解读伊朗核危机,分析美伊在核问题上对抗的实质,弥补宏观理论在政策解释上的缺失.本文将对威胁认知的概念、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伊朗核危机中威胁认知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影响,提出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可行性办法.     

论医疗保险领域人口老龄化危机管理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使医疗保险基金受到参保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解决医疗保险领域人口老龄化危机，应建立预警机制、快速决断机制及总结评价机制，并对现有相对滞后的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共同体精神与和谐社区

本文在对经典文献中共同体及其精神辨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家族、宗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文化和绅士在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好的自治传统和共同体精神。由于社会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当今社区建设中,最为核心的使命乃是培育出适应现代社区发展的共同体精神,如此才有可能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区。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矛盾分析

本文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即承认公私部门的异质性却又强调管理的一般性 ,赋予公务员公共精神却又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 ,主张政府掌舵却又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 ,尊重公民主权却又倡导顾客导向等等。指出这些矛盾反映了新公共管理调和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努力及最终指向管理主义的实质 ,以期有助于我国在吸收和借鉴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时有更理性的把握。     

论府际管理:兴起及其内容

府际管理是以合作主义为基础的政府间关系新模型,是当前行政改革和政府再造的重要产物。政府间关系的管理,经历了以重视制度和结构、相互制约与均衡为特征的“联邦主义”、以科层参与、互动博弈为特征的“府际关系”、以解决争端、协商对话、网络参与为特征的“府际管理”三个阶段。府际管理作为改善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思维,其主要框架有六方面: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结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多方协商、调和的合作机制;小社区、跨邻里的大都市地区治理结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府际管理的兴起,对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的管理变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突破口,重点释放人大已有的政治功能,使之充分发挥代议与监督的职能。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作为政治改革的替代方案,在政治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些改革局限是十分明显的。党内民主从策略和性质上讲都不能成为当前政治改革的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既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同时又能够实现以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的目标。人大改革一方面要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监督人大,这是人大改革的一个有效途径。     

从管理主义到服务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基础的演变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和新公共管理阶段,现在又向新公共服务阶段演进。传统公共行政以古典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以新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当代公共行政以新公共服务为主要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是服务主义。     

清晰与模糊的张力及其调适——以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中心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底座,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包含了大量微妙的调适和平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将各种社会事实纳入数字治理体系,对社会事实进行定义、测量和计算等,提高了治理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的清晰度,但同时也更近距离地面对难以识别和穿透的屏障,面临大量难以消除的模糊地带。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构成了当前数字化治理的基本矛盾,体现在基层治理的各层面各环节,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条件或约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承认社会事实的内在模糊性,适度地推进社会事实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治理,特别是要从不同的维度适应、调节和控制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能,但也要克制数字加载的技术冲动,尽力维系和保留社会的自主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