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建构还是市场建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

本文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为例，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透视地方专业市场兴起的原因，揭示其社会建构的属性。在对已有地方文化、规模经济和明智政府这三种理论视角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本文以当代经济社会学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关系的讨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国家自身建设和市场建设互相推进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义乌地方政府不断转换和塑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职能，形成独特的发展型政府，并不断建构出凸显当地优势的要素禀赋，从而推进当地专业市场建设。     

裂变之中的乡村水利共同体——山西“四社五村”田野调查报告

本文以晋南山区一个联村水利组织的民间制度实践与社会变迁为田野调查个案,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是:传承历史近千年的一个联村水利共同体是如何从合作走向分裂的。     

生态系统的“同一性危机”及其化解——超越牛顿机械世界观的“机器隐喻”

在化解克莱门茨和格里森关于植被群落机体论和个体论之争中,坦斯利正式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而遗留下生态学历史性难题。尽管奥德姆兄弟基于物质和能量循环对生态系统重新进行界定,这一生态系统观念的变革由于本体论的整体论和方法论的还原论而备受责难,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学科本身都陷入"同一性危机"。通过诊断,他们背后都潜藏着机械论世界观,纠缠着"机器隐喻"情结,误把生态系统当作单子式的、空间边界明晰的实体单元,由于其边界不清而导致所谓的"同一性"困境。以帕滕为首的新兴系统生态学基于网络结构,构建不同于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把环境重新纳入"生态-系统"内部,指出它是不同于实体的功能性关系实在。     

文化人类学的诠释学转向述论——以《农业内卷化》为中心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关注点开始从语言学转向诠释学,即开始关注象征主义和意义的问题,而格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触及了宗教和象征问题,是引导象征和意义转向的先驱之一。《农业内卷化》是格尔茨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著述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对爪哇农业的发展趋向进行了预估,并进一步论证了农业内卷化所导致的政治、文化、宗教的发展趋向。在对《农业内卷化》中关于生态系统的观点和其所呈现的诠释学趋向展开论述的基础上,可以梳理出格尔茨对文化体系的理解以及其文本叙事结构的一致性。     

国家利益实践还是文明对话?——理解公共外交的一个分析视角

公共外交承担着国家利益实践和文明对话的双重任务,实质是二者互动的产物。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增进彼此对话与沟通的文化交流机制,有助于缓减存在的文明冲突,但在公共外交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政府谋取国家利益的影子,通过输出文化、国家理念和制度而获取国家利益。公共外交作为二者的工具在目标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距。文明对话的内在趋势是公共外交展开行动的结构背景,其目标受制于结构的约束,但作为一个行动者受国家利益的内在意志驱使一直存在突破结构限制的动力,二者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结构张力,导致公共外交在二者相互促进、相互钳制的矛盾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