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多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通过对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合并数据分析发现,苗族和壮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对于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土家族、侗族和瑶族流动人口,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较为显著。另外,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多元因素的作用机制在不同群体之间呈现出更为细致的独特性。据此,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定推动其长期定居和市民化政策时,不仅要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还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源地、迁移距离、文化特点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文化融合程度的影响。     

参照群体、相对位置与微观分配公平感:都市户籍移民与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

本文详细考察和比较了都市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分配公平感形塑过程中参照群体选择及相对位置效应的内在逻辑，揭示了社会比较机制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报告分配公平感时，户籍身份成为都市移民选择参照对象的制度性基础，拥有都市户口者方可成为户籍移民的参照对象，而流动人口的参照群体更为开放和多元，倾向于与所有都市常住居民进行比较。与此同时，即便考虑到社会网络结构、迁移时长、迁移世代等因素，结论仍具稳健性，来源地居民均不会被二者视为参照群体。另一方面，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位置距离对分配公平感的形塑作用之于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并无显著差异，同时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参照优势地位者体现了“平等主义”心态，参照劣势地位者则表现出“损失厌恶”的特征；相对位置距离的拉大给参照劣势者因损失带来的厌恶情绪大于参照优势者因获益而产生的满足感知。     

现代性焦虑下个体的自我呈现

现代性视角下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实际上是个体的"自我意识"与他者交流互动的过程,个体网民在"主号"和"副号"上的网络社交行为就是其现实中自我呈现的延伸,无论是"主号"还是"副号"这两个舞台之上的自我呈现都指向屏幕背后的自我。尽管个体对于"主号"与"副号"的使用有着明显被人为区隔的痕迹,却也有着许多无法割断的交织与重叠,两者结合在一起更加全面地实现了使用者自我呈现的需求。"主号"和"副号"之间的切换、交错、重合、互补联合构建出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自我。     

“结对竞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一种新机制

本文聚焦近年来在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即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从传统的发展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领域，使得上级政府对其治理绩效难以清晰衡量，而更依赖于“印象政绩”的评估与考核。在此条件下，基层治理场域出现了一种上级“条条”部门与下级“块块”“结对竞赛”的新机制。“结对竞赛”有助于条块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携手实现治理创新，克服以前的条块分割问题，以便向上级发送政绩信号；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向激励，导致过度创新和成功的创新经验难以扩散到竞争性地区等问题。本研究结合A区民政部门推动“社区分析工具”创新实践的案例进一步呈现了“结对竞赛”的运作机制与组织逻辑，并与“晋升锦标赛”和“项目制”等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无形学院发展史

作为社会和科学发展产物的无形学院,其出现和兴起以及变迁对于科学发展和知识增长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无形学院的出现和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哲学家波义尔在其与好友通信中最早提出。现阶段,国内学界对于无形学院研究缺乏历史性视角,仅仅将其当做分析工具和概念,从而忽视了无形学院历史发展进程和内涵变迁。本文通过对文献梳理和回顾发现,历史上无形学院发展经过两个明显阶段:十七世纪阶段和二十世纪阶段。不同阶段本质不同:十七世纪时期,作为皇家学会前身的无形学院本质上属于非正式科学学会,对于科学活动正式化和制度化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且存在形式多样:盲模学院、山猫学会和齐门托学院。进入二十世纪,无形学院逐渐演变成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内部结构,是大科学背景下科学家关系的表达方式,对科学知识增长、提升科学研究和科学交流效率作用显著。无形学院在两个阶段差异明显,但其对于促进科学发展、科学知识增长和科学交流的功能则是不同阶段的共同点。最后,本文在回溯历史基础上,发现无形学院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从“城乡失衡”到“城乡均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就地城镇化实践

产业发展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力量。以鲁西南农村的农业产业振兴实践为例,探讨就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机制。结果发现,鲁西南的农业产业振兴加速了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成为农民“迁移进城”的替代选择;经营产业与经营家庭过程同构的家庭组织机制、产业配套与日常生活需求契合的政府服务机制以及农民转型与村庄发展目标整合的职业化动力机制共同形塑了就地城镇化实践,并实现了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均衡的城镇化发展可以依托于农业产业化路径来实现,关键在于要实现以农民为实践主体和以村庄为建设载体的有机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