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离我们有多远？

如今有一门学科正在逐渐走俏，那就是休闲学。过去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外是休闲装之类的说法，但现在“休闲”居然登堂入厅，摇身成为一门学问，可用来申请经费或评定职称，真是今非昔比，可见休闲里头大有文章可做呢。     

论“权一威”

在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汇都是翻译西语时形成的新词，例如“哲学”、“化学”、“玻璃”等。我本来以为“权威”也是个与英文的“authority”对应的翻译词，查阅才知，它在古代很早就有了，例如，《吕氏春秋·审分》里说：“万邪并起，权威分移。”《北史·周纪上论》也说：“昔者水运将终，荤凶放命，或权威震主，或衅逆滔天。”     

刘智与中国伊斯兰教(笔谈)刘智《天方性理》在伊斯兰教传统中的地位

刘智的<天方性理>是18和19世纪中国回回穆斯林最广泛阅读的著作之一,但该书后来逐渐被某些穆斯林学者批评为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①即便在今天,那些阅读过此书的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们都为这样的事实所触动,即它与通常描述的伊斯兰教义完全不一样.他们多半会问:这本书是如何谈论伊斯兰教的呢?穆斯林文本赖以得到确认的标志在哪里呢?比如从<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和大权威作家那里引用的内容在哪里?礼仪的教导、教规和制度、穆斯林信仰的认主学阐述又在哪里呢?为什么刘智使用了如此多的理学术语?     

《周易》之“德”的伦理学诠释

"道"与"德"是《周易》的两大核心范畴。长期以来,学界以"易道"为核心,侧重对《周易》之"道"的研究,而对"德"的研究阙如。在《周易》所展现的伦理秩序中,"德"完成了由"目视于途"向"德性"之义的转向,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理性化的过程。"德"不仅将时间因素摄入其中,表明执守德性的重要性,而且表现出政治伦理特质,从"君子之善"和"制度之善"的角度说明"修德敬业"地践行德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     

作为共同体难题的骄狂——从《乌托邦》的多重镜像结构来看

本文旨在通过阐发《乌托邦》的“镜像结构”来呈现托马斯·莫尔对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严格说来，并不存在莫尔的“乌托邦”,存在的只是其笔下希斯拉德以及与之观点相左的莫鲁斯的思想。哲学思想从来包含的都是诸意见之对话而非某一定论，传统伊拉斯谟的二分理解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莫尔的真实意图。如《乌托邦》的第二部分必须依托第一部分的现实世界一样，在莫尔看来，古往今来讨论的“理想共同体是什么”的政治哲学问题必须还原到个体与群体的张力中才能被真正地触及到，幸福共同体的根源建基于对人性之骄狂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