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人赵士春道教实践与思想探析

赵士春是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知名文人,随着赵士春《保闲堂集》多个版本的发现,其崇道的生活经历得以完整展现,修改了此前学界对其居士文人身份的判断,为了解清初文人的道教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细节化资料。清初文人的宗教选择常常被纳入明清鼎革的叙事中,但赵士春的道教倾向与其宦游的经历、明末江南的鸾社风气,以及交游圈的文人宗教环境关系密切,并不完全是政治变迁的产物。虽然晚明以来道教与特定文人社群的关系已成为明清道教史研究关心所在,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乩坛和家族信仰,从生活史角度展开的论述较少,赵士春的日常道教实践为清初江南文人的宗教生活提供了一较为详实的个案,对了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道教环境和道教思想将有所助益。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方法论启示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海德格尔对出自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追问——源始伦理学“在”之源的解蔽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出自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以对象化的方式对待人,这种做法并不是对人的本真关怀。由于海德格尔坚持存在论的真理观,因此他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出自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人道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人道主义认为人之人性是绽出之生存,人只有进入存在之澄明中才能使人之本质得到根本绽现。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反思并不是主张非人道主义,而是开启了人道主义的其他眼界,他把存在之真理作为人绽出之生存原初要素的思想称为源始伦理学。     

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要素,它建构、锁定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伦理;在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之时,血缘文化及其建构的中国伦理在合法性上遭受了质疑;从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到今天的大工业社会,中国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成为一代代学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     

康德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及其启示

休谟从经验主义的怀疑立场,把因果性、一般性、必然性理论放在特殊的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中考察,认为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只是心灵的习惯性联想。康德从理性的角度考察因果必然性问题,把这个问题转换为因果必然性是否可以被理性先天思维的问题。通过考察当代康德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德虽然没有解决"休谟问题",但是他出于批判哲学的立场转换了这个问题的视角,给予了它更深入的解释。     

论《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

《金瓶梅》的道德形态和伦理形态以同质异构的方式显示。道德形态指向个人的主观世界,伦理形态面向外在的客观世界,二者契合于实现德性生活。因此,《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建构,不仅面向个体德性的塑造,也寄希望于群体伦理纲常的完备,并以主客结合的模式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道德权利如何为正当的权利体系奠基

让法律权利趋向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并以此明确权利的道德性,是建构具有普遍伦理本质的权利体系的基础环节.道德权利没有使人走向道德善的功能,却是禁止道德恶产生的工具,因为它是人们追求利益的自由,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公权力的界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异质性的存在,两者应当保持界限.道德权利对法律权利的价值范导以及它与法律权利的互释及其相对界划,使其发挥着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权利体系奠基的功能.在当今中国,道德权利的现实语境应为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的私权,此之为一种公共秩序意义上的正当,即一种人权.     

论敦煌文献中的丑妇形象与丑妇观

本文将敦煌文献中描写丑妇的作品分为两类:佛教故事类和民间世俗类,并分别对这两类作品中的丑妇形象进行了分析。佛教故事类作品重在对丑妇外貌的描写,极尽夸张之能事,美与丑之间以崇佛为分界可以相互转换。民间世俗类作品重在对丑妇品行的描写,妒妇、懒妇、搬弄是非之妇都被归入丑妇范围,反映了儒教对女子"四德"的要求。两类作品在描写丑妇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儒释观念的不同。但这两类作品有着一致的丑妇观,即丑妇之丑具有绝对性,是美和善的对立面,两者不能并存,这与中国传统认知中丑女可因其美德而改变命运的丑妇观有所不同。其原因与佛教对唐人审美观之影响、敦煌说唱类作品对俳谐性之要求以及唐代官方对审美理想之引导等有关。     

化杜牧诗句续写“黍离之悲”——姜夔《扬州慢》的悲剧审美

自古繁华的扬州在杜牧的笔下经常呈现出歌舞升平、声色犬马的极乐气象,杜牧不仅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了一座享乐之城,更给后人尤其是姜夔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学记忆。处在时代动荡之际的姜夔再游扬州之时,此地已是萧瑟一片。姜夔尤为喜爱化用杜牧诗句,化用之处往往在原诗之外更增自身悲剧性感悟,其《扬州慢》实乃借杜牧诗句续发自身"黍离之悲"的产物,而且此词还包含了姜夔身世之悲与他对生存意义的拷问。而以"俊赏""怅然"为代表的古今对比更使得这种由黍离之音、身世之悲、生存之感三层情感交织上演的悲剧意蕴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