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探析

欧洲中央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管理超国家货币的中央银行,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相比,它具有明显的超国家性。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是以德国的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为蓝本,独立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后,作为欧债危机重要救助力量的欧洲中央银行,其独立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加强欧洲认同、建立财政联盟和重塑信誉是巩固和提高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手段。     

寻找共同的底线——《共同的底线》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发言选登

2013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著《共同的底线》一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他曾出版过《问题与主义》一书,《共同的底线》可以视为《问题与主义》的续编。秦晖认为,在我们这里,共同的底线不是"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2013年3月9日下午,《共同的底线》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行。本刊特选登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社会企业概念探析——欧美地区比较视角

社会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掀起了一股学术与实践热潮。文章从欧美地区比较视角切入,探析了欧美地区不同发展背景下社会企业的概念与内涵。欧美地区社会企业概念差异来自于不同的发展背景:由于美国非营利组织商业化传统和欧洲地区的福利国家危机,因而欧洲和美国学术界与实践界对于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也相应不同;美国社会企业从企业社会慈善到社会目的企业的社会企业光谱,而欧洲社会企业更强调社会经济传统下的具有民主参与特点的社会企业。     

文化的政治学--试论先秦儒家政治思维的文化取向

一　　孔子和儒家所处的春秋战国 ,无疑是一个政治与文化日益朝着多元分化与异质裂变的方向发展的时代 ,当时学者所谓的“今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荀子·解蔽》)或“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足以表达这一时代的政治与精神的状况。正是为了救治这种时代的分裂状况 ,以便重新实现政治与文化以及学术思想本身的整合 ,先秦诸子分别提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救世方案和政治理论。就先秦诸子中最具影响力的四大政治思想流派而言 ,道家主张“以无事取天下” ,只要信赖人类自然本性的力量就能重新恢复社会的秩序 ;墨子以为建立一套完善的刑政…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政治文化视阈下的日本明治立宪

在明治立宪中,日本很好地处理了传统政治文化对立宪的阻力:借助天皇文化中至高的精神权威构建新兴权力主体的政治合法性;从家长制文化中衍生出枢密院制度稳定了立宪过程中的保守力量;凭借武士道精神化约了家族主义对个人自主与责任的破坏,把封建忠君思想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最终形成立宪主义。     

以发展看待自由——论约翰·密尔的自由观

密尔是自由主义谱系中的经典人物,它是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个桥梁.密尔后期转向改良主义,密切关注社会主义思想,并且探讨了自由之上社会主义方案的可能性.通过对密尔理论体系的分析,文章试图论证密尔以发展看待自由的倾向.     

尊重人性：非监禁刑的伦理基石

人性问题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既重视又困惑的一个难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身与心、精神与肉体、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的平衡,人的个性与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才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是人性的要求,也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导致监禁刑背离其初衷而异化为一种新型酷刑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仅仅在于：监禁行刑悖逆了人性。经过漫长的人类历史,通过对战争、贫困、失业、排斥等灾难与不幸内在原因的反思,人类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正义的人性价值。正是基于这种共识,非监禁刑这种全新的刑罚制度才建立起正当性的根基,在担当起预防犯罪、保卫社会重任的同时,保障并实现着人格的全面发展。     

“坐而为使”:唐代地方监察制度变迁中的采访处置使研究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采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道级监察长官,多以三品、有御史经历者充任,无固定任期。在监察地方的同时,采访使也有部分地方事权。朝廷通过对采访使权力的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监察权与地方权力、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实现了君主中央集权的强化。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建立起一整套以节度使为核心的战时军事管理体制,采访使一职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肃宗出于约束方镇扩张、强化中央控制的考虑,于乾元元年停废采访使。采访使制度的创立、发展与终结和唐代政治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