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估算及风险评估——基于空间计量和KMV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各地方政府的PPP隐形债务估算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2017年和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PPP隐性债务总规模分别约14万亿和15万亿元，隐形负债率分别为1704%和1693%，中西部内陆地区的PPP隐性负债率明显高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近三年全国各地区的PPP隐性债务违约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和PPP的发展阶段有关；PPP隐性债务规模总体处于合理范围，但区域异质性明显，西部内陆省份的违约率偏高，个别地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这一特征与PPP隐性负债率的空间分布较吻合。目前应切实加强和改进“物有所值”评价(VFM)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凡未经通过的项目不得采用PPP模式，严防PPP项目盲目粗放增长。     

非法证据在庭前会议中的排除方式研究

2013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庭前会议程序,其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对庭前会议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庭前会议程序本身还存在法规模糊、制度欠缺等问题,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更是争议的焦点。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有关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款,考察了司法实践情况以及法学理论界的不同观点,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系发展阶段及特点出发,提出除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以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原则上应当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同时法律法规应明确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决定的效力。     

论基因治疗管控的法理基础

人体基因治疗技术引发的技术安全性争议以及可能的道德与伦理风险需要法律作出回应,使之向维护而不是损害人性尊严的方向发展。基因治疗立法中的人性尊严原则有两个向度:一是在技术发展上规制的目的在于促进平等而不是加剧不平等;二是在技术使用上应当在知情同意前提下,有条件地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科学自由与人性尊严、基因差异与平等、个人选择与公共理性诸要素的平衡将为基因治疗提供法律管控基础。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搜查措施之理论反思

我国有证搜查还处于内部控制、自我约束和事后监督的阶段。被搜查者的合法权利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侦查人员搜查的文明程度。而无证搜查立法的拘谨与侦查实践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搜查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搜查措施对侦查机关的规范和约束力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被搜查者权利的保障仍有所不足。我国不仅需要完善有证搜查制度,而且更需要建立和规范以同意搜查为核心的无证搜查制度,以追随刑事诉讼现代化之步伐,实现法治中国之梦想。     

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

<正>时间:2015年11月2日地点: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大费孝通中心)240会议室王铭铭:感谢各位来参加这次研讨座谈会,请在座几位老师围绕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谈谈各自的看法。另外,今天是费老的生日,是他诞辰105周年,我们开这样一个会,也可以算是一种纪念。好些年前,我和硕士研究生张瑞将费老的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整理出来,在《社会人类学与比较文明研究通讯》第一期刊登。     

中国宪法中的表达自由权

我国现行宪法确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近年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及中国人权事业进展系列报告中,中国政府为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民表达权的实现设定若干目标并取得若干进步,使得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得以充分实现。     

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探究--对《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网络犯罪规定的思考

网络犯罪是打破常规的传统犯罪形态,随着时代异化经历从无到有过程的犯罪化产物。其以独立于现实空间之外的网络空间为载体,兼具独特的虚拟性和广泛传播性,使犯罪手段和形式愈加复杂化,极大地增加了防控的难度。当下,针对网络犯罪现象的常态化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及修正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内容规定,通过扩大犯罪主体与行为方式进一步维护网络公共安全和加强公民信息保护意识。刑法运用犯罪化的方式对网络犯罪加以规制,在实现预防效用上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规制与适用的衔接问题,仍需进行恰当的调整。     

机构改革背景下的行政复议体制变革

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现行行政复议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机构改革为复议体制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契机。行政复议体制的变革，应在顺应机构改革的要求并充分吸收行政复议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由设立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复议局作为同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原则上将行政复议权集中到各级政府，并明确党的机构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复议被申请人的认定和复议管辖，以及取消部分行政复议终局裁决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