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省际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和分析了区域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将区域基础设施按照通常标准划分为交通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并依据加权求和法得出各省市基础设施综合评价得分,以此得分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位和政策优势以外,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只有自主创新才是立国之本——论“比较优势”和“全球化”不可能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源泉问题

中国加入WTO,为了是更好、更快地发展自身经济,但“比较优势”和“全球化”的理论一边倒的倾向,无疑给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自主创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笔者在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经济中的中国产业发展战略》一书中已详尽地说明,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比较优势”和“全球化”理论,对我国改革有着极大危害。依据该书的有关论述,再次阐明这一问题;出于与该书同样的考虑,特意采取不注明出处、不列出参考文献的做法。     

2002年:中国经济凸显稳步上升的一年

通过对2002年经济总量稳步上升的表现,以及决定这一点的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和供给(主要是产业和地区结构)等方面的因素,以及2002年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通货紧缩和失业的系统分析,在论及通缩时,提出对流行的通缩率和通胀率公式的修正意见。对2002年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适度的高经济增长率,最快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失业率上升,轻度的物价下降进行了分析研究。     

两个经典宏观经济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本文用中国数据检验两个经典宏观经济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和通货膨胀—货币增长关系。我们利用CF滤波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后这两个关系在我国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前比较反常,而改革开放后的数据基本上证实了这两个关系: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只是一种短期现象,在长期这种关系不存在;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在长期高度相关,而在短期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     

深化体制改革 推动“两个转变” 促进经济发展

未来15年,是我国为在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坚实不坚实,直接取决于未来15年的经济如何发展.《纲要》指出,在这一时期内,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就是说.未来15年能不能实现这“两个转变”.将是影响到国民经济能不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之所在.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这两个转变有其内在的联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转变作为体制方面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经济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宏观经济效应

“链式”传导方法是一种比较静态经济分析工具。运用这一方法,以银行不良资产为导因,分析其对我国近期宏现经济和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可称为“银行业不良资产对经济的传导链作用”,银行业庞大的不良资产是近几年金融机构信贷萎缩、非国有经济投资减缓、通货紧缩等现象的主要起因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宏观货币政策传导失灵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购买力平价方法浅析

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工作量特别大,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时,短期内计算出GDP购买力平价,非常困难。一般要一二年后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计算,而且缺乏购买力平价序列数据,对国际经济比较不太及时。我们提出,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双边或多边国际比较中,采用基本汇率法,利用各国的现有统计数据,不必增加新的调查。其步骤是:1.择比较两个国家最可信年的汇率,并以该年为基准年;2.比较国家的GDP按基准年价格计算各个国家的可比价GDP;3.然后用基准年的汇率,换算其中一国的可比价GDP,成为另一个国家货币表示的GDP。     

对投资体制改革的思考

本文通过论述经济体制改革三大任务的完成与投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性,阐明了投资体制改革是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这一观点。文章认为,投资体制改革是攻克要素市场发育这一改革难点的突破口;把投资决策权交还给企业,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体制的支柱,促进微观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间接调控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货币供给·经济增长·市场价格

本文认为,在货币扩张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与市场价格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关系。我国改革以来,货币扩张政策对经济增长确实起了促进作用,但危险不小。从经济的长期稳定观点来看,把货币发行保持在15—17％的水平上,或许是明智之举。近年来,我国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深层原因在于需求拉动而造成的计划外价格上升,而政策因素在总需求的膨胀中起了重要作用。政府正面临着适度通货膨胀和适度经济增长的选择组合问题。     

论指数化联动控制与投资风险三分制

本文以我国双重体制并存的现实为背景,对投资规模膨胀症屡治不愈的基本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对如何控制投资规模膨胀的问题作了如下构想:在宏观上,实行指数化联动控制,建立起有效的投资控制体系;在微观和中观上,实行投资风险三分制,即由企业主管部门、企业和银行三方面分担风险,建立起有效的投资自我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