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

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的自觉,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自觉.当前,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使文化自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成为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将大大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略论社会重视的分配与再分配——一个政治哲学的思考

社会重视的再分配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样,是正义社会制度建构中的重要内容.社会重视就是个人相互之间以及社会对于个人的特殊成就的承认.这种承认形式从传统社会的社会赋予转变为相互承认.这种相互承认或者社会赋予除了受到个人成就和价值标准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群体斗争、国家调节以及公共领域的影响.社会群体通过区隔策略为表征社会重视的象征符号而相互竞争,政府则通过调节象征符号分配对社会重视进行再分配,而作为文化交流的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社会重视的公正分配.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兼及与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关联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他把人类知识和活动三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其中,理论主要指求知自然的普遍原理的思想活动,实践主要指追求伦理德性和政治公正的行动,创制主要指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理论和实践都以自身为目的,是自由人从事的活动,创制则以其产品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主要是奴隶从事的活动。马克思的实践是亚里士多德的劳动和实践的结合,同时又与科学理论具有统一性,这是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一次综合创新。     

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个隐含的悖论

作为当代最不遗余力地捍卫康德自主性观念遗产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始终不渝地维护康德自主性观念为启蒙运动至今的连续理想。交往理性方案正是哈贝马斯试图替代康德实践理性方案、以推进康德自主性事业的根本成果。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替代康德的实践理性,其用意在于消除后者的独白化性质。但是,为了达成该目标,哈贝马斯不得不抛弃实践理性本质上葆有的独立目的规定;此举所导致的结果是,交往理性最终无法充分承载康德的自主性观念。这一状况显示出,在对康德自主性遗产的改造中,哈贝马斯面临了一个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悖论性难题。     

“上帝之死”与“现实的个人”

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逻辑结局就是“上帝”的死亡.施蒂纳的“唯一者”、费尔巴哈的“类”、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能被理解为“上帝之死”后的产物吗?本文认为,某种意义上都不能.因为作为“超感性世界”、“精神世界”意义上的“上帝”无法死亡,超越性内在于“人”之中,关键是如何把它“现实化”.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哲学研究的误区

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时期的哲学也渐渐被人淡忘,乏人问津,但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哲学政治化的背景下,由于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错误前提的误导,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也只能成为粉饰现实的工具.     

社会主义认识方法论

在对社会主义认识问题进行研究时,人们很少对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进行研究。其实方法问题也是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分析探讨了经验认识方法、教条的唯理主义认识方法和实践主导型认识方法。这三种不同的认识方法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前两种是不科学的认识方法,只有第三种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清代新疆治理变迁的政治组织性分析

清朝统一新疆之前,新疆地方缺乏实现社会政治统一的政治组织力量。经由清朝统一之前各方势力的胶合、博弈,再到清朝统一、反清运动与建置行省,新疆社会治理的变迁趋势由分散型权力格局、多族群分而治之而走向治理同质化,这是一个逐渐实现统一与稳定的历史过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力量对于新疆地方治理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分散而非统一的政治格局不利于新疆社会政治的发展。     

论阿伦特的“多元性”之思及其困境的克服

"多元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在对纳粹极权主义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反思中,阿伦特将人之生存的基本处境揭示为多元性;而平等、差异、言说、行动以及公共领域等概念则构成了理解多元性概念的关键性维度;并且阿伦特通过对宽恕和承诺这两种政治能力的探讨,试图去克服由人类的多元性境况所引发的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