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

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初独特而优厚的学术文化条件下兴起,取得了卓著成就,于整个20世纪影响至巨。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其治史基本特征是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既注重严密考证,又重视治史观念的更新和指导,因而其成就远高于乾嘉朴学。至1949年以后,一批原先熟悉考证的学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遂使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可以蒙文通、谭其骧等为代表。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根本性意义。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     

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蕴的历史观

关于《老子》的道,应从矛盾中来分析其思维理路的历史展现亦即其历史性。"道"有不可"道"之常道与可"道"之非常道之分,"名"亦有不可"名"之常名与可"名"之非常名之别。正负之间恰好形成矛盾。黑格尔说《老子》之道以"无"或"虚空"为最高本质。若果真如此,那么老子的哲学就真的像他所说"停在初级的阶段"了。《老子》全书重在说"道",而"道"的丰富、发展与致用必须从抽象进入具体;而进入具体之路,首先是由道而理,进而是象与数。要专就人类社会历史进行讨论,那么,"道"从抽象进入具体的途径之第一步,就是由"道"而"德"。"道"经由"德"而在人类社会中显示了具体功能与作用。"德"正如同其来源"道"那样,其自身中也包含了内在的矛盾。综观《老子》由"道"而"德"而"仁"而"义"而"礼"的论证,可以看出那就是一个矛盾在以上诸层次上不断展开、演进的过程,这也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进程。每个后一阶段皆为前一阶段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这样的展开演进的过程就不能不具有其必然性。《老子》从"道"与"德"的内在矛盾看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这在古代中国以及古代世界哲学史上都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     

大革命时期妇女革命意识之觉醒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革命思想以政党化的方式渗透于社会。一些妇女在革命氛围中逐渐接受了思想的改造,革命意识得以觉醒。她们从革命的边缘人转变为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群体,逐步走入革命的中心。妇女入党宣誓了妇女的政治态度和革命观的选择,她们的革命视域具有社会解放与自我解放的双重特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的深入,妇女革命的主体性越来越强,妇女党员增加成为一个趋势。     

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对于这一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的课题,我们需要进行探究和总结,深化对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的认识,并且从中获得宝贵的哲理启示。而对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内涵和特色作深入的发掘,定将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重要助力。     

选择与坚守: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顾颉刚(1949—1954)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治运动让顾颉刚先生深感"紧张迫促",在镇反运动中因恐惧而拟遗嘱、违心地批判胡适、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内心饱受煎熬,政治运动的"洗礼"终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与治学作出调整和改变。顾先生经过几番周折而最终确定择职于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既缘于社会环境的压力和政府的安排,也出于对自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和自己事业发展的考虑。在唯物史观史学为主导的情况下,顾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试图做出调整,却又勉为其难,自始至终未曾放弃的则是坚守其疑古学说和《古史辨》的成绩。     

论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

历史与现实密切联系,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么,历史在现实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答曰:人们必须敬畏历史,因为历史对于人们的"思齐""自省"有深刻的启示;人们必须尊重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取得成功的借鉴;人们必须正视历史,才能审时度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抉择,踏上历史的光明之途。人们在历史中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与抉择。历史是公平的,也是无情的,人们对待历史的言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