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现代诠释——冯契先生“智慧说”初论

冯契先生的遗著《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合称“智慧说”三篇),最近已经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印行.这三部著作,倾注了先生最近20年的心血,如果从它的源头《智慧》算起,那就可以说是先生一生哲学研究和创作的结果.对这样一个富于独创性的哲学体系,人们的研究刚刚开始.本文只是笔者研习先生思想的一点心得,希望以此求正于方家.     

谈谈选言命题的真值表及其推理规则

现行逻辑学教科书，象措通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形式逻辑》（华东师大出版社）等，讲到选言命题时，都是先依据选言命题的选言肢是否能并存，而把选言命题分为相容的选言命题与不相容的选言命题两种，然后分别讨论，给出各自定义、表达式、逻辑特征以及真值表等。给出相容的选言命题与不相容的选言命题的真情表分别如下表（）、（2）：①我们认为，表（）确实能反映出相容的选言命题的逻辑特征，一个相容的选言命题为真当巴议当至少有一个选言肢为真，并且各选言可以同真。因为可以归纳证明，对于任何一含有l。个（fi为整数且fll＞2…     

实用主义真理观与张东荪

谈到早期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位不应被人们忽视的人物，他就是张东荪。张东荪可能是我国最早接触实用主义的人；他对实用主义的传播侧重于真理论，他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实用主义真理论的主旨，指出了实用主义的三个方面：其中真理论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真理论引申的一种态度，本体论则只是真理论的伸延补足。张东荪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传播有较高价值，但其影响远不如胡适的实验主义，其原因值得深思，我们也可从他对实用主义真理观的阐释与误读中得到的某些启示     

主体间关系论纲

本文针对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因商品化、物化、大众文化膨胀、制度化操纵而引起的主体的失落于外以及封闭于内这样两种事实,以论纲的形式考察了主体间关系。主体间交往不仅存在于生活世界,而且展开了制度世界、通过语言中介传递意义世界的对话,通过劳动以自觉的实践形式确认主体。主体间不仅表现为一种不能被悬置的内在关系(作者由此批评了存在主义),也是一种外在关系,因而不能完全被关系同化成为“我”的工具化(作者由此评论了布拉德雷、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主体间关系的内在性意味着应当超越封闭的我、从主体走向主体间;而主体间关系的外在性要求避免因关系而消解自我。     

再论事实——评有关事实分类的某些观点

什么是“事实”?如何准确地理解“事实”?这是一个涉及在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中能否正确把握事实与理论的辩证关系、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问题。为此,笔者曾著《论事实》一文,对“事实”概念的涵义和一般特性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拟进一步分析与探讨“事实”的科学涵义,并对国内近年来有关论著就“事实”概念的各种分类作出评价。     

论现代西方伦理学在思维方式上的转换

现代西方伦理学,在道德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本质性的转换,它抛弃了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用“事实-价值”二元区分(Value-fact distincion)的方法来重新寻找道德价值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转化,也使得西方伦理学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转化为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一、“本质主义”的道德思维方式与理性主义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有两条发展线索,即德性论和幸福论。这二者虽然在具体的观点上各不相同,一个把德性本身看成“善”,一个把“善”归结为快乐;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道德思维方式,一种“本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于它首先寻找一种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然后由这种本质特征和功能引伸出道德价值和规范,并把人的最高道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论胡适的历史哲学

历史观的突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显著特点。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趋向,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变革救亡的时代旋律,使近代哲学家一开始即注目于历史领域。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直至五四时期的胡适,都曾形成了各自的历史哲学,而中西文化的冲撞、融合这一点的理论背景,则不可避免地在后者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痕。本文拟以中西哲学的合流为历史前提,对胡适的历史哲学作一考察。     

方以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中对西学有较多了解的人。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是他的思想的组成部分。以往学术界对此语焉不详,本文试图称补这一缺憾。 方以智对西学的总评价是:“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物理小识·自序》);“太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通雅》卷首)。“质测”即指研究“物理”的自然科学;“通入”即指研究“所以为物至理”的哲学。方以智的中西文化比较正是围绕着他上述的对西学的评价而展开的。     

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传统思想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下曲折演进的,这种制约具体地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重要分支的方法论,同样既渊源于传统思想。又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西古今之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加以突出。当康有为热衷于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元”等概念加以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