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自由之消极与积极:论贡斯当的自由思想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因为受到伯林的影响而把贡斯当视为消极自由的提倡者,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产生了重大误解.贡斯当固然论证了个体独立的权利是现代自由的主要特征,但同时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弊病如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予以了深刻剖析.他认为在面对现代自由的问题时,首先要从现代平等和自由的道德正当性对其进行审慎的辩护,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开掘现代自由如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的积极意义,为个体权利提供有效保障的同时努力克服现代个体自由的弊病和现代性的危机,进而实现个体的完善.对贡斯当自由思想的思想史研究有助于澄清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在自由问题上的理论和历史误读.     

论荀子哲学中的“听”

"听"作为荀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有着丰富而深切的含义,与荀子关注的一些核心概念和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荀子认为,当耳与声相遇,同时,"心"发挥作用时,"听"才能真正发生。并非所有的内容都需"听","听"与"不听"的标准在于,其内容是否顺乎礼义,符合广义的"道",能否"合先王"、"及后王"。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彰显在"听"的内容,产生的效果,"听"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听"与乐的关系等方面。要想做到真正的听,应遵循"听"的原则,守持"听"的态度,做到"兼听"与"衡听",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克服人"好听"的本性。     

人工智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道德专家

人工智能是当前道德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面对相应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能为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提供洞见。对于“是否存在道德专家”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曾有过许多讨论，通过对专家/专家化、道德专家/道德专家化等概念的辨析，可以得知日常理解的“道德专家”是一个十分严苛的概念，而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工智能恰恰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道德专家”的。     

清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过程考论

两次金川之役不仅是清乾隆朝的重要事件，战后施行的一系列善后政策更给两金川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第一次金川之役起，清廷上下便围绕战后如何在大金川地区施行有效治理，达到一劳永逸之目的而就善后政策进行讨论。至第二次金川之役，随着战争范围不断扩大，相关善后政策也逐渐着眼于整个两金川地区，政策内容也日趋全面。文章指出，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于两次金川之役的全程，经历了从最初提出多种设想、不断修改完善到最终形成的过程，体现了随着战争不断深入，乾隆皇帝等人对两金川地区相关情形不断了解的过程。     

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双十节”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即使屈服日本的汪伪政权,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汪伪不仅每逢“双十节”大张旗鼓开展“国庆”纪念活动,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凸显“中日和平”,为其“和平运动”服务,连接“孙一汪”,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透过汪伪政权的“双十节”纪念,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     

情感、良知与行动的内在交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重探

良知与行动相关的意涵包括道德行为推动力、实践能力两个方面。道德情感贯通了良知不同方面的特征。在意识的清晰性、行为推动力和对外在知识的促进方面,未经实践深化的良知与为实践所深化的不同阶段的良知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程度差异。这种解读可以解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表面上的矛盾和逻辑问题,并更好地澄清我们的道德体验。     

感知模式如何“考古”？——走向技术感知与后人类主体性的生成

感知模式指的是我们的感性经验如何发生,以及感知的主体性如何被理解的状况。感知模式的“考古”意在提出一种后人类主体生成的历史叙事,从而为理解数字状况下的感知模式提供依据。维利里奥提出了“竞速学”视觉理论,延续了现象学对感知经验的构造,同时提供了一种观察媒介感知的新的经验形态的构想,重申了视角的多重位置与情感多元流动的重要性,为感知模式的“内部性”考古提供了一种范例。技术物与人类主体的不同关系,也成为当代媒介理论不同学派的划分依据,通过对当代媒介理论的考察,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感知模式考古的“外部性”因素。后人类主体性的概念既强调具身性,同时又把媒介的物质性存在当作重要的考察基础;以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相互协作的方式,更强调人类与技术物的关系发生在意义生成和制作的过程之中。理解技术图像时代的感知模式的关键,在于如何走向一种以后人类主体为主导的感知结构和美学形态。     

知识与品性：先秦哲学中的“耕稼”之争

在先民追溯的神农时代，耕稼是文明最先进的知识与技艺。周朝以农兴国，亦从耕稼之事中提炼无逸的精神品格。但随着文明与社会的发展衍化，耕稼逐渐由政教整体的中心、急务隐退至边缘。经由君子小人之辨、力与德之辨，孔子的耕稼观念从实义向德义转化。一方面，掌握耕稼知识无助于挽救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推重更具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君子之学；另一方面，耕稼与修德在转化原始力量上又具有同构性。耕稼观念的变化引发了农家的应激反应。在与农家的论辩中，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将力与德之辨引申为力与心之辨、夷与夏之辨，否定了耕稼与品性的关系。荀子虽然意识到心与力在事中的统一，但依旧以物与道之辨承继了君子、小人的分野。庄子在孔老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赋予耕稼以内在价值，耕稼之事可以治身修德，技艺可以载道，由此转化了儒家主导的耕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