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法律监督的宪法原则——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我国法律监督的趋向思考

自监察委员会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逐渐被"检察监督"所替代。但在宪法没有修改,法律监督仍然是宪法原则的前提下,"检察监督"不但不合宪,而且给人以法律监督没有底气的感觉。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我国检察机关的重要国家职责和使命。监察体制改革以后,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定位并没有改变,检察机关仍然承担着法律监督的重要使命。我国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目标都与法律监督相联系,检察体制改革不能偏离法律监督的方向。应当反思的是,我国社会特别是检察机关及其主流检察理论长期以来对法律监督的理解及思维方式是否合理。在新一轮国家体制改革中,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既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定位的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契机。中国检察人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实法律监督,完善法律监督,真正担负起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使命。     

大型居住社区的公共空间营造与邻里关系重构——以上海市X大型居住社区为个案

大型居住社区是典型的人口导入型社区。当人口由原住地进入大居的同时,旧的关系网络随之解体。如何建立起导入人口间的联系、导入人口与社区的联系,是大型居住社区在社会关系重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海市X大型居住社区的实践表明:公共空间的营造为大型居住社区居民提供了可平等进入的空间基础和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使居民在潜移默化中产生身份认同与社区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公共空间的营造为新的邻里关系重构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基于神权、教会与资本的权力变迁视角

从历史的维度看,城市的发展伴随着政治权力重构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城市依附神的旨意而存在;在中世纪,城市为教会所有;而在近现代,资本试图控制城市。但作为人类自由聚居地的城市,从古典城邦到现代城市,冰冷的建筑背后是人性的光辉,城市的成长伴随着城市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的背后正是城市社会力量的崛起,正是这种力量在国家、宗教与资本权力之中的成长,才使城市始终保持着中世纪以来的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     

俘获视角下的地方政绩工程建设解析--基于三个建设领域及其典型案例的分析

对俘获行为的分析，是深入理解政绩工程的一个视角。从近几年的地方大剧院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和城市绿化建设及其典型腐败案例来看，政绩工程的出现与相关建设产业集团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俘获行为有密切的相关性。首先，建设承包商通过贿赂竞争获得建设资格；其次，在项目建设中，出于对租金的追求，建设承包商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工程价格和增加工程量，造成预算扩张的倾向，也表现为工程的造价高昂和规模宏大。因此，俘获行为塑造了地方政府建设政绩工程的内在动力。从制度因素来看，首先是在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分离下的公共预算的零碎化特征，造成对于部门预算的硬约束缺失，而普遍采取的公共物品供应与生产相分离的制度变革也加剧了俘获行为的发生。而从结果上看，俘获行为使得公共财政资金不合理地流向了边际效用较低的建设领域，造成效率的损失，也影响了公共财政的公平性。     

降低社会保险费的逻辑、挑战及思路——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讨论

我国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导致企业经营弹性下降、职工工作动力不足及财政支付压力增大等难题。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治理理念及实践路径与降低社会保险费改革所向不谋而合,两者存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并倒逼着社会保险体系的整体性改革。在此背景下,降低社会保险费会暴露出新的改革问题和固有难题,如正常收支缺口扩大、目标群体瞄准错位及基金统筹能力欠缺等。为此,探索社会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精简归并"五险一金",构建成本收益平衡机制和整体性改革思路是顺应新常态的理性抉择。     

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困境与优化逻辑

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全面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纵深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必将走向深入。社会组织参与评估，不仅具有提升透明度、增进客观公正的效能，还能推进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但当前，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着参与范围有限、参与深度受阻，容易被地方政府利益俘获的困境与难题。因此，亟需重构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指导思想,拓展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空间,优化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质量，切实保证社会组织参与效用的发挥，在提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质量的同时，推进民主政治的持续渐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多元治理

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以政府为单一行动中心的城市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多元利益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带来的诸多挑战.构建政府、 私营部门、 非营利组织和城市公民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城市治理网络迫在眉睫.因此,树立治理型城市政府管理模式、 促进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 加快孵化健康的非营利组织、 努力培养合格的城市公民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多元主体构建的纾解之道.     

包容与沟通: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一个比较视角的检视与思考

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是政治互动的主体性要素,处理二者关系的关键在于不同价值观体系的包容与管理的沟通.在既往的执政经验中,党主要通过在非政府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的方式实现政治互动,执政绩效与执政成本不成正比.根据现代政党政治的规律,结合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现实,党应该采取包容与沟通的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政策服务、组织影响力和执政艺术等环节,加强党对非政府组织的执政领导作用.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是窥探当代埃及政治逻辑的窗口。其吊诡之处是在强威权国家未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民众抗议运动能在短时间内推翻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转型之前的埃及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出"一体两面"特征。一面是一个未曾出现衰弱迹象的强威权国家形象: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国家能力保持中等强度、威权执政者绝对掌控国家机构。另一面则是在四种因素侵蚀下呈现出的脆弱性。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之下的严重民生问题、低效且脆弱的国家治理、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埃及呈现为深刻的官民对立与分裂:阶层分野的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对总统和议会以及执政党极低的信任程度、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当时机成熟时,严重的官民对立则成为极化民众动员的最佳催化剂。2011年政治转型的发生正是强威权埃及脆弱性与严重官民对立在特殊时间节点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未曾衰弱的强威权国家则为塞西的威权复归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