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视野下的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考察人口流动问题，就是坚持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观察现实，是研究我国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人口学、经济学分别从人口迁移、劳动力配置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口流动问题，却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农民工回流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户籍制度障碍、政府的政策效应、城镇和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是农民工回流的外部社会原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健康状况、技能和家庭事件等是农民工回流的个体原因，农民工回流即是这两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个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回流是农民工自主性的一种体现。虽然城乡户籍制度的二元区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的回流，但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以及农民工对现实的考量才是回流产生的根本原因。主动回流与被动回流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如何将这种农民工回流的能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智力，需要制度扶持和政策引导。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以中国边城为例

本文以艾滋病为例探讨社会应对风险的可能路径,分析了“中心”与“边缘”两种治理模式的互动过程,进而挖掘社会创新的可能性。“中心”逻辑以保卫社会之名推行规范性教育话语,并在实际运作中固化秩序,追求成本效益;“边缘”逻辑则在特定善的理念引导下进行探索性社会行动。二者是当代世界应对风险的体制性道德驱力。随着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境况从被排除翻转为例外性纳入,由此体现了当代世界生命治理的元结构。中国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内嵌到中心体制之中,促使感染者人口更加平稳地进入医学体系,同时也开启了全新的社会行动领域,激发了生命活力的涌现。艾滋病作为社会实验所彰显的边缘能量,对探索社会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潜能有着深远意义。     

“搭桥”：枢纽型社会组织转型发展的竞争逻辑与行动策略

作为政府与一般性社会组织桥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前也面临着发展转型的难题，探讨这种难题的解决之道需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中。以江南社会工作协会为案例，运用结构洞理论对其关系网络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分别承担着培育功能、整合功能、服务功能，功能变化的动因在于这类组织延伸其关系网络寻找不同主体间的结构洞，经由借助项目运作实现资源整合、发挥专业优势拓展服务群体等策略实现对结构洞两侧主体的“搭桥”，从而使自身在结构场中占据中心位置，促使各主体间资源和信息流通。枢纽型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搭桥”，是其独特的联结纽带功能、与政府部门的强关系、丰富的资源系统以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而这恰好也是枢纽型社会组织破解转型发展难题的核心所在。     

结构性引导：民办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关系新释

民办社会工作组织经多年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重新审视、定义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研究范式有以下弊端：其一，在解释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中，存在着缺少基础和立场、宏观界定难以解释具体现实、静态分析忽视了非营利组织能动作用的结构性倾向研究的困境；其二，非营利组织的行动研究明显呈现积极和消极两类对立观点。由此，提出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具体分析方法的新框架。分析发现：民办社工机构的诞生、发展无不依附于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但机构亦有能动性，通过主动介入重塑环境以适应其成长；民办社工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结构性引导的特征。     

新时代生态文明关系层次的廓清与体认——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多元背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催生正负的"双效"性,国外逆全球化趋势蔓延与国际层面的空间挤压,国内区域生态发展不均衡矛盾以及生态势能的全方位集聚.在此基础上,生产与资本、消费与刺激消费以及控制自然还是顺从自然构筑了三大关系层次.分析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三大关系的论述与逻辑线索,可以得出生产与资本不可偏颇侧重,消费与刺激消费之间要构造张力,控制自然本质上内含顺从自然.此外,生态文明本身的内在价值也至关重要,"非物质化"与审美化二者共同彰显了自然的美与价值.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命力在于中国化体认,因此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其中,在实践的王国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生成及其治理

网络谣言作为舆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偶然性的虚假信息流瀑，而是社会架构更迭中结构性张力的聚合与呈现。在社会学视野下，我国转型期语境下的网络谣言蕴含着“结构张力—情境诱发”的生成机理：风险社会境遇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个别人满足脱域性团结需求、缓释焦虑情感的工具；信息交互不畅态势下的网络谣言，扮演着实现畸形化信息突围的社会公器；利益张力格局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释放消极社会心态的重要出口；网络意识形态紊乱情形下的网络谣言，本质是民粹思维驱动下的极端行为展演；“文化堕距”状态下的网络谣言，是由直观化经验主义惯习勾勒的日常思维图景。消减网络谣言负面效应、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从善治思维起步，搭建面向网络谣言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桥梁，将国家、社会、个体间的张力结构串联为协作默契的有机系统。     

符号化发展：民族地区文旅经济振兴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通过文旅消费来显示休闲自由、幸福快乐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目前我国文旅经济的有效供给整体不足，许多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文旅资源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或营运管理，一些景区陷入发展困境。为此，本文通过分析“理塘丁真”等网红符号运作情况，揭示文旅符号化发展的逻辑机理，提出了新媒体时代通过符号化发展带动民族地区文旅经济振兴的路向与途径。     

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及其实现机制——以上海郊区Z村为例

村庄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空间，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文章以空间理论为学科基础，以“结构—情境—行动”为分析框架，基于乡村空间的分散性、复杂性和交互性等特质，系统探讨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整体变迁和实现机制。从四维圈层的空间结构来看，农村人居环境的四类空间再造并非呈现线性发展逻辑，而是彼此交织、互构共生。当然，在不同的空间情境中，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又遵循相应的行动逻辑，从而共同形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整体效能。因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再造研究，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维框架下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政策工具研究

在应对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政策体系优化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落实我国“老有所学”老龄事业战略布局的重要前提。政策工具作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实现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构建了老年教育政策工具、教育发展要素、时间序列三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与社会网络图，对1979-2022年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挖掘政策演进规律和政策工具使用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老年教育正经历转型发展，象征与劝诫工具使用占据主导地位，政策工具分布与教育发展要素配置在时间阶段上符合老年教育政策发展规律；但就现阶段的政策工具与教育要素配比上仍存在能力建设工具相对不足，激励工具使用较少且单一化较明显，自愿性工具与学习性工具使用欠缺且模糊性较强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老年教育政策工具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