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超越对抗政治——对代表性原则的理论反思

代表性的理想形态是普遍性或公共性,如果代表过程能够得出普遍性或公共性,代表型民主就将成为以社会共识或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政治.但由于代表制度内嵌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代表过程无法体现普遍性或公共性,而只能将民主变为多数统治,结果就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和集团为成为“多数”而开展的彼此对抗与在对抗中受到排斥的群体和集团对政府的抗争,使代表型民主变异和定型为对抗政治,代表性也成为了普遍对抗的制度根源.对抗政治激发了社会中的行动主义运动,这些运动要求用“在场”来取代“代表性”,通过在场寻找走向合作政治的途径.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来自S省的调研与分析

重大邻避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着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更具特殊性,也意味着该类决策的稳评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困难局面。这些困境表现在邻避设施决策稳评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制建设以及理论指导等多个方面。要有效摆脱困境,就应从体制上理顺维稳办与其他评估责任主体的关系,建立异地评估与备案审查制度;在技术层面努力提高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风险沟通的形式、内容和权重方面做出改善,保障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和平等的参与权;在法制层面从根本上明确稳评的法律地位,理顺与其他风险评价法律依据的关系;从学理上阐明公众邻避情结的路径依赖,加强对公共信任脆弱性的研究,构建风险感知-风险沟通-公共信任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升邻避设施项目风险评价的理论指导水平。     

“机关干部下沉”与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结构化——一个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研究

“机关干部下沉”已成为我国提升城市基层应急能力,尤其在社区层面处置重大灾害和危机的标志性组织动员措施。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将上级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临时地注入基层,从而快速补强基层能力短板的行动。已有研究或从科层制视角出发聚焦分析干部下沉后应急管理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传导的优势与顽疾,或采用协调动员视角探究下沉干部与社区本地力量协同配合的潜力与效果,但均缺乏对下沉社区内异质性组织间互动机制的提炼与分析。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逻辑框架,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再现“机关干部下沉”在同一社区内两个不同小区中融入、改变既有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格局的过程,进而提炼出“需求建构、功能调试、角色分工”三个推动下沉干部嵌入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机制部件,为理解国家力量注入与社会基层多元组织协同的结构性难题与过程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政治仪式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动态分析

本文从势能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解政治权力的理论图式,权力的涵括范围和价值位阶是衡量权力关系的两大基本变量。在政治仪式中,权力的涵括范围主要指仪式的类型、政治背景和政治空间、参与者以及规模等方面的差别;权力的价值位阶则主要取决于仪式主导者所处地位的绝对高度。这两种变量不仅是政治仪式中评估权力关系的关键指标,同时在实践中,政治仪式通过调控两种变量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深度不确定性与应急管理

科学在消减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制造了新型不确定性.伴随危机而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社会恐慌与应急管理失序的源头.本文从风险及其社会放大视角分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恐慌的产生与演化机理,提出了“深度不确定性”概念并将其视为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揭示“命令—控制”型应急管理体系与突发事件之间的“情境差距”的基础上,指出完成应急管理适应型模式转变的必然,最后从灾害的社会恢复力视角指出社会信任、公众理性精神是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基础.     

共识依赖: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

政治共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文化基础。华夏帝国赓续两千余年,得益于一种由庙堂与江湖共同构建与持守的政治共识,即政治一元主义。近代以降,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道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19世纪末,在进步主义思维及弃旧趋新偏好的驱使下,革命成为支配国人政治行动的逻辑,有识之士纷纷构建新的政治共识,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陷入"主义丛林",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三民主义"。探析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对当下中国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不无启示。     

江苏省大学生“村官”差别化培养模式研究

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差别化培养,是大学生村官战略多元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是促进大学生村官多元成长、解决大学生村官出路问题的必然选择。差别化培养包括纵向上的分层培养、横向上的分类培养和时序上的分段培养。差别化培养是一个过程,建立大学生村官差别化的培养体系,需要贯穿选聘、培训、考核、成长等多个环节,需要在宏观管理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实行管理重心下移,建立有差别的弹性政策,营造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