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杜威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主张评述

五四前夕 ,中国新知识界请来了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位西方客人 ,即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此后两年多的旅华时间里 ,杜威作了大量演讲 ,其中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与此同时 ,他还就中国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 ,发表在美国的《新共和》和《亚洲》等杂志上。杜威以访华的亲身体验阐述了自己改革中国的设想 ,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具体方案及实施办法 ,很多观点至今读来仍颇具启迪 ,对了解当时西方学者的中国观颇有裨益。一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极度亢奋的时期 ,也是新旧思潮大激战、中西文化大交汇的…     

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

专家政治论 ,亦称“专家治国论”或“技术统治论” ,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政治思潮。以《新月》、《独立评论》为背景的人权派、独立评论派 ,从事组党活动的国家社会党 ,以及与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的《大公报》等 ,都曾是专家政治论的提倡者。一、专家政治论的阐发南京政权建立后 ,国民党人推行一党专政 ,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政权机构。党军矛盾、派系矛盾 ,甚至蒋、汪、胡的矛盾 ,都一度不可调和 ,重建政治权威困难重重。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 ,呼吁人权与约法 ,批评国民党的“武人政治”与“分赃政治”。“专家政治论”即是在这…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试论胡明复与中国科学社

作为中国科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胡明复长期担任董事、理事、会计以及《科学》月刊编辑,为其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提倡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肯定科学社会功能等方面,亦不乏精当之见解。     

民国初期的兵变与山东社会

民国初期,社会动荡,山东省内多次发生士兵哗变或骚乱事件。士兵持械劫掠烧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了巨大损失,使得商旅不兴,民心惶恐;间接后果则是由于大量的哗变兵加入了匪帮,使土匪队伍中出现了“兵匪”这一奇特的现象,而“兵匪”的存在,使得土匪的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准大为改观,战斗力大大提高,从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更加严重。     

《先秦兵书佚文辑解》序

我国先秦时代的兵书是传统文化瑰宝中的精品之一,并在世界军事史、科技史、哲学史、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那脍炙人口的精言妙语、深邃精湛的哲理以及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久已成为历代精英和普通民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因此,自古及今研究和注释考辨兵书者高手辈出,名篇佳作不绝如缕,形成了以兵书研究为核心的兵家文化研究,在学术思想界大放异彩。更为可喜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又涌现出了一批颇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锲而不舍地研究兵书,发表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各种著述,其中既有新意迭出的专著和论文,也有…     

仿日立宪与清王朝的命运

关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灭亡的原因,学术界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讨,本文则试图分析一下清季预备立宪中表面上宣称要取法列邦而实际上却步趋日本的做法对清廷灭亡的影响,敬请方家指正。(一)中国自秦至清,历代都是君主专制,立宪政治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舶来品,要将中国改造成立宪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近百年来不同语境下的梁启超研究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