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性研究及其评价

中国学者在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其核心概念和理论作了扩展和创新,并作出本土化的尝试.在补充和发展该理论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协作性公共服务: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发展的新策略

将"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创新型策略和政策工具引入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发展实践中,既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回应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外溢、缩小地区阃差距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可产生资源聚集、优势互补、经验共享、责任共担等主观效应.而实现协作性公共服务的基本路径,则包括以项目导向型的协作模式作为政策工具选择、构建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完善政府间协作的法律框架、构建政府间公共信息互通网络等四个维度的路径设计.     

美国农民利益维护的政治逻辑——基于农民与政府的双重博弈分析

美国农民与政府的博弈是一种双重的重复博弈,这一特殊的博弈促使美国农民与政府良好互动关系得以形成,并有力保障了美国农民的利益.政府农业政策选择和农民集体行动是考察美国农民利益维护政治逻辑的两个重要维度.笔者认为,维护农民利益,美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根源解在美国农民自已.     

外在的无奈与内心的自在——试评庄子的自由思想

通过等齐万物的“齐物论”,庄子解构了世俗的价值尺度；通过“坐忘”“心斋”等直接体验,庄子领悟到至高存在的“道”。通过“齐物论”和直觉主义,庄子从无奈的外在世界转入了内在的心灵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不依赖于外物的绝对自由。然而,由于庄子的自由不含有实践的精神,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并不把这种内在的自由作为重点考虑对象；尽管如此,庄子的自由依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风港,影响着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人。     

心理人类学视野下的《菊与刀》

《菊与刀》深刻描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矛盾性，本文尝试结合心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重新梳理《菊与刀》的写作思路，分析育儿方式对人格成长的影响，以及耻感文化作为日本民族的深层结构具有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菊与刀》和心理人类学进行简单的评价。     

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

从比较的视角和技术的层面看,利益综合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过程诸环节上最显著的分界点.中国的利益综合是一个多方参与、多渠道输入、多层级过滤、综合平衡考虑多方利益需求的有序化统合过程.目前西方政治学中的利益综合分析模式无法解释这一过程.从理论上讲,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将进一步拓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国化.从实践上讲,这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中国政治特有的过程优势并不断改进政府过程,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在政府过程中进一步规范党政关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于政府实际运行过程的认知度,增加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     

体面劳动与人的发展

体面劳动从积极满足人的生存权做起,来实现人的发展,因此在思考人的发展问题时,应寻找解决问题的现实依托。体面劳动关注所有劳动者的权利实现,因此国家在人的发展方面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制定上,要考虑不同群体的特征和现实需要。体面劳动强调社会保护,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保障性的氛围。体面劳动提倡社会对话,凸显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随人的发展会不断拓展和超越,反过来又会促进人的发展。     

技术创新史的文化研究路径——近年来技术史研究的新动向

对国际技术史权威期刊<技术与文化>最近十多年来有关技术创新史的论文进行了综合考察,参照文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新进展,从整体上对这些研究的方法论进路作了"文化研究"的理论概括与定位,从而尝试性地思考了国外技术史家在技术创新史研究中是如何引入建构论作为技术史的解释范式,并通过改进该范式,从而推动技术史走向对技术创新的"文化研究"路径的.思考了该解释范式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对技术创新史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以凉山彝族为例

少数民族妇女外流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彝族为例,通过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力图阐述城市化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妇女外流的相关问题,对彝族妇女外流的现状、原因等方面进行初步探究,并在凉山彝族地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性知识提出解决彝族妇女外流的针对性对策.     

略论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推动作用

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通过统筹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发挥服务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对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归纳可以发现,大都市区内的地方政府设置状况,特别是辖域和人口规模,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质量和均等化程度,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目前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都市区化的趋势已经展露无疑,各种"大都市区病"随之纷纷出现。在此背景下,如果能够适时、适度运用行政区划手段改造地方政府体系,将会对构建完善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基本策略方面,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单中心广域市制",避免陷入"巴尔干化"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