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社会保障组织创新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本质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争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另一方面,培育惠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性基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统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而传统的社会保障组织过程,不适应农民工的特点,农民工实际受益较少,因此,必须通过农民工社会保障组织创新,让劳动服务组织在农民工社会保障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组织作用。     

耦合与超越:传统知识保护的知识产权困境解读

传统知识是传统部族在历史漫长的精神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孕育、传承而成的结晶。文章通过从传统知识与公共领域、传统知识"传统性"与知识产权对象"创造性"、传统知识"群体性"与知识产权"个体私权"三个方面对知识产权制度下的传统知识保护进行困境解读,期冀为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选择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从"以公克私"到个体"私"意识的萌动——宋明公私观念的人文启蒙意义

自古以来,"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深厚的"原罪"意识,其根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私"之初,并非起源于个体观念,缺失个体是传统文化最大的积弊.在中国历史上,人文思想的启蒙,往往突破私的禁锢,闪现个体化的萌动.一种文化形态何以塑造出这样普遍、持久的崇公灭私的文化心态,是深入认识国情和民族性的重要问题.宋明理学的思想家们以身、生、情、欲的观念,重新发现"私"的合理性,逐步推动了人文思想的启蒙.     

航班延误的界定及民事责任分析

航班延误是困扰民航运输领域的长久难题。《华沙公约》及中国《民用航空法》都未给出＂航班延误＂的明确定义。从是否超出正常的离站时间和是否在合理期间内到达目的地两方面判断,航班延误是指承运人未按约定时间将旅客送抵最终目的地,若在无约定的情况下,应以完成运输所需的合理时间来判断是否构成延误。依据＂合理性＂标准来划分航班延误,合理延误的承运人虽对延误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对未履行法定附随义务仍承担责任;不合理延误的承运人除承担＂可预见性＂的旅客损失以外,还要独立承担违约金责任。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措施及其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廉政建设的成功,与当年的生存环境和群体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党采取的价值引导、群众监督及严惩腐败等措施,在遏制贪腐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虽然当代社会和革命斗争环境局面已经大不相同,但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廉政措施的合理内核在当代社会仍有适用性.     

辛亥以来中国社会基本法律观的嬗变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基本法律观发生了巨变,最主要的变化是法律属性观、法律地位观及法律价值观的变化。辛亥之前法律被视为君主之法,辛亥后国人将法律视为人民的法律;辛亥前后西方法律受到重视并被大量引进,新中国强调法律的革命性,文革时期一度无视法律,改革后继续了移植法律的进程并确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辛亥之前法律被看作维持统治的工具,其后则日益成为维护权益的武器。     

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选择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研究多集中在农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但如何建构与社区建设相结合的结构性资产积累期权激励运作机制,进而影响农业绩效和多样功能性实现的制度研究,尚未有相关系统学术研究。本文对以往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选择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农民农业生产行为的结构性资产积累期权激励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文献基础,并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提出见解。     

改革开放以来以栏目为依托的《新青年》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新青年》研究的一个显性倾向,是进行以"通信""女子问题""随感录""国内(外)大事记""革命日志""读者论坛""诗"等栏目为依托的研究.对这些《新青年》栏目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回顾,可为今后研究提供持续深入探讨观照视野,亦为《新青年》诞辰百年后进行更为客观全面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现代共同体视阈中的创新社会管理

共同体作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缓冲力量,是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力量.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同作用、促进公众参与,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落脚点和根本保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培育现代共同体来实现.现代共同体在促进公众参与、激发成员的主体性和社会的活力、提供社会服务、发挥社会协同作用等方面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克服现代共同体培育瓶颈、促进其发展壮大,对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信访治理伦理困境的政治社会学诠解

各种不合理上访行为的产生和蔓延,逐渐主导了信访治理的逻辑走向。边缘式上访行为的主流化趋势,是国家转型困局的表征。在全能教化政体走向解体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和权利话语的弥散,使国家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规约能力下降,国家的话语权快速流失。信访治理遭遇的伦理困境,正是国家陷入意识形态缠绕、无力主导意识形态方向和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权的表现。为扭转国家意识形态转型断裂的局面,走出信访治理困境,需要从政治与治理两个层面统筹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