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蕴涵的执政理念

邓小平首先把“发展”这一术语引用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使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的本质、内涵有了更科学、更丰富的理解和认识,对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执政理念认识尤为深刻:即执政意识为求进创新、执政宗旨为以人为本、执政方式为统筹兼顾、执政品格为求真务实,并以此为中国人民作政治与经济的引领。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关系研究

本文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本质的不同影响方式,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入手,进而深入到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处理,是一种自外而内、由表及里、由宏观而微观、逐渐内化的教育模式;而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从人与自己的关系处理入手,进而升华到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是一种由内而外、由里及表、由微观而宏观、不断外化的教育模式。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挥培养和谐健全人格的积极作用。     

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需要实现三大突破

在当今中西方哲学逐渐会通与融合为世界哲学的大趋势下,创建中国哲学学科新范式与新形态,必须以回归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理论和方法为前提。而要回归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理论和方法,一是必须走出传统哲学观的藩篱,确立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哲学理念,以实现哲学观的突破;二是必须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羁绊、走出“中国中心论”的“自话自说”的思想误区,树立世界哲学的哲学理念,以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为尺度,更加理性地重新审视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和规律,以实现比较方法的突破;三是必须回归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学术语境,从哲学范式的整体上深刻揭示中国哲学原创性建构的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以实现回归路径的突破。     

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与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魏晋"言意之辨"缘起新论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肇端于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的中心论题,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原创建构的理论和方法。魏晋“言意之辨”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既是对两汉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石———“言尽意”论和“象尽意”论———及其经典诠释方法的解构和颠覆,同时也是对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玄学家发现的“新眼光”,也不是玄学家用于本体论哲学体系建构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兴起,以“言(象)外之意”的发现和“言(象)不尽意论”的重新提出为滥觞,不是“言意之辨盖起于识鉴”,而是人物“识鉴”有赖于“言意之辨”,而这恰恰也正是魏晋“言意之辨”的实质、意义和价值所在。     

人大监督客体范畴及其对人大监督理论构建的价值

客体是与主体相对应、相依存的范畴,在哲学、法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领域有视角各异的主体、客体范畴,唯有人大监督论域只有主体范畴而缺失客体范畴,这显然是违背一般的理论逻辑的,为此必须建立人大监督客体范畴。人大监督客体并不等同于监督对象,而是人大监督主体和对象共同指向的目标即公共权力。将人大监督的客体确定为公共权力的依据在于人大监督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是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保证公共权力合法有效地行使,保障人民的权益,人大监督实质就是以一种公共权力去监督、制约另一种公共权力。确立人大监督客体范畴对构建人大监督理论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论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即公民道德建设要从我国多数人的现实道德状况出发,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确定公民在道德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由"论政"走向"参政",被视为是由"独立"走向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依附".但是分析其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原因、入阁后的心理状态及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评情况,可以发现实际并非如此简单.行动上的无奈"依附"与思想上力求"独立"之间的拔河,才是他们当时政治态度的准确描述.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卐字会的活动包括进行社会救助和参与日伪活动两大部分.红卐字会的社会救助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参与日伪活动,则使红卐字会的活动具有了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参与日伪活动实质上是沦陷区红卐字会争取日本的"政治合法性"的无奈之举.其实,红卐字会南京大屠杀时期活动的两面性正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红卐字会艰辛历程的写照.     

论《史记》的政治史性质

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正是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逐步成熟的时期,《史记》记录了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人物及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其政治史性质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通古今政治之变、载古今之政治人物、述古今之政治现象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