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

以授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各种“田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田制不立”的宋代社会。“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宋代土地矛盾十分严重,“井田制”成为挥之不去的梦。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寻求“渐均贫富”的良方,经历过均田、限田和正经界等各种尝试。朝廷(国家)与官僚地主阶层在经济上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     

民国上海度政始末

度量衡与天文立法、音律三者是我国中华古老文明的基础,是民众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凭借,是百物制度的标准,也是国家政权统一的象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 民国时期,地处东部沿海的上海市,开始了全市度量衡标准的划一与度量衡新器的推行工作,最终完成了划一工作,促进了民国时期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     

郴州袁子让生平与家世及师友考证

明代郴州袁子让的各种传记有三个不同的源头,且均有不同程度的错误：袁子让并未担任过眉州知州,而是嘉定知州;任嘉定知州七年（1602-1608）,而非九年;进京后,袁子让是担任兵部郎中,而非主事或兵部员外郎。其师有曾朝节、冯琦等,其友有曾凤仪、汪楫、范醇敬、罗绲、王毓宗等。袁子让共有著作八种,散佚三种,现存五种,其中,《字学元元》、《文市榷酤》两种为学界所熟知,而《注易图》、《全蜀边域考》、《嘉州二山志》三种虽然现存,但学界极少提及。袁子让有一兄（袁子谦）、一弟（袁子训）、二子（伯瓛、仲璿）。     

道教斋醮礼仪中的养生意蕴

"斋"的养生意蕴浓厚而直接,要求克制欲望,遵守生活和修行禁忌,心斋、坐忘、存思等内斋,本就是通过心灵作用调节生理机能进行养生的过程;"醮"则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道教特色的养生思维。从施咒者大多祈求被咒者健康平安的出发点来看,施咒和咒语本身都具有很浓厚的养生意图。符箓是传达天神意旨的符信,可以用来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除灾,既体现着道教养生重生思想,又有着道教医学层面的治疗意义。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蜀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远流长、特色突出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蜀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今日所说的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蜀学研究是以具有蜀学学术特色和与四川学者有学术联系为范围,其时间上限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于当今。加强蜀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后现代视野中法的概念重建

法的概念解读有三个基本维度,即价值、制度与谱系。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推动了法的概念重建。在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的观念中;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获得全方位生长。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法的概念重建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成都市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管理(1929-1949)

民国时期,成都市同业公会的组织机构设置经历了委员会制和理事制两个阶段,并且形成了会员的入会与出会制、职员的民主选举及任期制、会议制与集体决策制、经费管理制等较为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这种在国民政府法令约束下形成的组织管理制度,从形式上看是完备严密的,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因同业公会众多,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再加之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实际的组织运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

基督教教会学校曾经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适逢其时地与中国革命结合,将国人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情感上升至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高度,教会教育因之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苏俄通过促进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则促成了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