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人生的艺术化”:理解朱光潜早期文艺美学思想的枢机

《无言之美》、《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谈美书简》未必是朱光潜先生的代表作，但却一定是他谈美生涯中三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朱先生走了一条曲折回旋的路。《谈美书简》体现出了明显的向早期美学思想回归的倾向。这在学界已渐成共识。因此，弄清末先生早期美学思想是弄清他全部美学思想的关键。对于朱先生早期的美学思想，学界向来有毁有誉。但大体上以1956年为界：此前，除鲁迅先生等少数几人有过严厉批评外，论者多持肯定态度；此后，则多为从政治而非学术立场出发的简单否定和批判。论者多偏执手朱先生的“言”──说了些什么，而忽…     

躯体微观分析——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反思与探索

女性主义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理论犯了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同样的本质主义错误,走向了同样不平等的性别等级制的极端道路.＃后现代女性主义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开始了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方向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分析的转变,但同时又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本文在反思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倾向错误的基础上,借助德勒兹微观政治学理论中的分子哲学和"生成女人"理论.拓展出躯体微观分析的新视角,这个视角是一种既能逃离激进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陷阱,也能避免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相对主义错误的分析方法.躯体微观分析将打开躯体-身份-气质-角色-地位之间通过性别神话建立起来的意义链条,为性别特征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开放空间.以此形成的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将破坏男权制性别的身份分类,消解在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和两分化的思维模式,探索和开创出一个多种性别特质的、多元的、包含着一系列问色的性别色谱体系.     

论前后蜀诗坛的形成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诗坛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与南唐诗坛双峰并峙,交相辉映。前后蜀诗坛的成因有以下几点:当时前后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国力较为强盛,为其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巴蜀地区自古便崇尚文德,前后蜀统治者对文化礼教也十分重视,不仅广纳贤才,兴办学校,而且沿袭唐制,恢复科举取士,这对前后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大量的入蜀诗人、少量的蜀中诗人和一些皇室成员共同努力,造就了前后蜀诗坛的繁荣景象。     

“硬汉们”的抒情诗——论“莽汉主义”的诗美特征

莽汉主义自诞生以来便受到诸多评论家和文学界人士的批评和责难。但它的存在和巨大影响却是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通过对其文化根源和审美特征的分析 ,旨在为其存在的合理性找到较为确切的理由 ,并希望能为诗歌的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     

试论母语学科的本位知识

母语学科的本位目标是人文精神、民族情感和母语语言运用能力的培植、培养;知识可分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人文知识;知识的性质观经历了由以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知识性质观到以文化性、境遇性、价值性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知识性质观的转变.此三者共同构成了思考母语学科本位知识的框架.     

消费时代的文艺创作与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激活

在消费时代物质泛化的当下,文学的既得价值和利益,随着文学边缘化的形成,正在进行着解构与重构,中国传统美学在内的中国文化是我们重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的重要的思想与精神资源,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理论去加以激活。激活传统的美学精神,重构当代文学的人文生态,这涉及到站在时代的角度重新阐释、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思想的人文精神和雅俗审美意识的当代意义的问题。     

《易经》之管理者哲学

《易经》被称为众经之首,既是经学,也是管理科学。本文从六个方面来谈易经哲学中对管理者的一系列启发,可见易经哲学与现代管理科学血肉联系之一斑。     

"邦风"讳为"国风"说献疑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邦风”之名,不少学者以为传世文献中“国风”乃为避刘邦之讳所改。但是,结合出土文献和汉代避讳成例,可知汉讳尚疏,而且汉代以前已见称引“国风”,则“邦风”讳为“国风”之说当有可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