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现代文人近佛的多元向度

近代以降,中国佛教由出世向入世转向,对中国现代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五四"现代文人近佛是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一方面说明佛教自身不断世俗化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现代文人在情感心理、道德伦理、政治思想、人生哲学等方面存在一种潜在的宗教势能,即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中存在着多维的宗教向度。     

论《淮南子》与先唐志怪小说

《淮南子》与先唐志怪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首先,《淮南子》在西汉初年最早引用《山海经》作为思想资料,扩大了《山海经》的影响,促进了其在汉代的传播。其次,《淮南子》中的神话传说不但在两汉志怪研究中值得注意,而且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淮南子》博大瑰奇的审美倾向,在先秦《山海经》和汉魏六朝地理博物题材志怪小说之间的美学传承上起了过渡作用。《淮南子》在先唐志怪小说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对威廉·默温所译《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后人文主义探究

默温的翻译版本出版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尖锐地批评默温,尤其针对该译文中"野蛮的政治正确",其中包括默温身为捍卫动物权利者对打猎场景所采取的描写。后人文主义视角推翻了人文主义者加诸文本之上的意图谬误,即依据人为中心的利益观念为文本强加意图,而非出于除人类中心以外的利益和考虑。     

和谐人性的塑造——加达默尔和孔子“教化”理论之比较

加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论述的教化思想,是针对现代社会的现代自然科学方法造成的人性分裂而提出来的。他认为弥合现代人的人性分裂,必须以人文主义的教化思想来恢复完美的人性。孔子更是把文学的教化思想作为完善人性,实现伦理政治的得力工具。在完善人性这方面两者是相同的。但因两者所处时代不同,面对的社会状况也不一样,因此,加达默尔侧重人性中的感性,强调理性不要超越感性;而孔子侧重于人性中的理性,以理性来充实感性。另外,加达默尔注重主体的精神普遍性在艺术经验的理解和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和转化,而孔子则侧重于文学艺术的工具地位及对人心的伦理道德塑造和实现伦理政治的需要。     

和谐与分裂的双重变奏——论海子诗歌中的身体意象

海子以身体投入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出现了大量的身体意象。这些身体意象总体可归为两种,一种是带给人稳定亲切感的和谐的身体意象,一种是带给人撕裂苦闷感的分裂的身体意象,这些意象涉及身体与自然、身体与欲望、身体与死亡、身体的有限性、历史的肉身化等多个方面。海子诗歌中身体意象呈现和谐与分裂双重变奏的原因既与海子的诗学观有关,也与海子个人的身心遭际、时代环境以及他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相联。     

论艺术表现的形式与情感特点

艺术的目的是要表达情感,而艺术的情感又不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所能够穷尽的,恰恰相反,具体的感性形式往往能够承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内容。于是,"形式"与"情感"便成为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两大元素。从符号学的角度上看,"形式"与"情感"犹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又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建立在人生经验的基础之上。这种"准符号"的特点既为艺术作品的理解造成了多义性、模糊性的麻烦,又为艺术作品的欣赏提供了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可能。     

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

宗白华曾经期望"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这一愿望在建设性后现代突破工具理性、突出生态文化的语境下得以实现。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是在特有的地理环境与以农为本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呈现出"天人合一"、"阴阳相生"与"生生为易"的中和论生命之美的形态。具体表现为风调雨顺之美、吉祥安康之美、生命旺盛之美与借助自然的绿色想象。在具体艺术形态中表现为民间艺术的吉祥如意、绘画艺术的气韵生动、音乐艺术的"与天地同和"、建筑艺术的"法天象地"、诗学的"六义"之说以及人格培养的"天地境界"等。这种"天人合一"的中和论美学应在积极参与当代美学对话中发挥作用,完善自己。     

文艺美学与文艺研究诸相邻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以传统的美学、文艺理论、艺术哲学和各部门艺术美学等文艺研究相邻诸学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与这些学科之间天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新时期以来这些相邻学科的蓬勃发展,为文艺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文艺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为其相邻诸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从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中国新时期美学的历史转型与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性美学真正走上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道路,是从建国之后。具体来说,建国之后的美学研究可细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美学真正走上理论抽象的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则是逐渐走向具体的再现或综合性具体化的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境遇,使不同于既往的大量新的艺术、审美与人生问题涌现出来,而先前形成的美学观念和研究范式又不能对之作出切实有效的解释,致使旧有的理论在新的现实面前日渐显示出其空疏不实的缺陷和无能为力的尴尬,因而转向现实本身,从形上思辨转向现实关怀,从对现实的时代思考中检验和发展旧有的理论,并在超越和改造旧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便成为近三十年中国美学研究的一种必然选择。概括起来看,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向对文艺问题特别是大众流行艺术的理论观照,二是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理论研讨,三是转向对审美与人生关系问题的人文思考与批评。从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美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恢复了美学学科的人文特性,也使新时期美学研究体现出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开放性特征,从而为新时期美学研究带来种种新的气象和景观;与此同时,审美现实的发展和美学研究本身也已经将一些新滋生的问题和矛盾推到美学研究者面前,需要认真加以回应和思考,并历史地给予解释和解决。     

现代和谐的哲学与美学思考

现代辩证和谐论是对黑格尔近代对立矛盾论的超越,现代和谐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现代和谐的基础是矛盾双方或多方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及利益的不断协调性。二、现代和谐的发展过程是矛盾和谐体中各因素、各方面互补互动、互渗互融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亲和协调、团结合作不断增强和提高的过程。三、现代和谐发展的指向和目标是各因素、各方面、各关系的互利共赢、共生共荣,因而发展的特点是渐进性的、永续性的,而不是突变式的、断裂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