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自秦汉至魏晋,知识界涌现出一批以《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类书籍,它们具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其思维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博物”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中,“物”不仅包含“鸟兽草木”等具体之“物”,还涉及记忆、经验等具体之“事”。作为认知的客体与主体,“物”“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客体“物”的存在是主体认知的外在前提,主体“我”的道德情感则是生成“物”之善恶的关键要素。孔子对于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哲理化是儒家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博物”遂成为儒家实现“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支点。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云冈石窟研究保护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深入挖掘云冈历史文化内涵,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文化自信,2020年10月30日上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

韩愈和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是对唐代佛教"世系"、"传灯"思潮的一种反动,是先秦以来儒家伦理学说的恢复和传承.唐代中期佛教日盛,对中唐民众伦理思想冲击甚大.为了扭转佛教伦理思想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冲击和破坏,韩愈和李翱吸收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某些思想,提出"道统"和"复性"的主张,客观上遏制了中唐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清代至民国高平碑刻中民间信仰组织研究——以关帝会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信仰组织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维度,也是历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山西省高平市保存数量众多的关帝庙,其中的碑刻资料也印证了各历史时期地方民间信仰组织的兴盛。梳理现存清代至民国高平地区关帝庙碑刻中涉及关帝会的记载,可以清晰地了解关帝会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的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特定功能和性质。关帝会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与村社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在系统的探究之下,将会对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组织问题和民间信仰宗教属性的认知方面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秦代曾颁发“以吏为师”的政令,施行的情况却于史无征。里耶秦简编号为J1⑨1~J1⑨12的12支简,简背面都抄有一条相同的公文,此种现象既非正式公文的形式,也不会是留存档案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学习抄写公文的练习简,故而是目前仅见的“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村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村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晋祠泉水是华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在稻田灌溉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华村逐渐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华村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华村原有的社会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     

“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意义生成

“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和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思想基础。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的核心是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进而生发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的阐释学意味。     

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两次转移探微

河北南部一带在中国古代曾先后崛起邯郸、邺城、大名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在各自时代都发展为地区乃至北方中心城市。在东汉末年和北周末年两个时期,冀南中心城市先后发生了由邯郸到邺城、由邺城到大名的转移。中国一乱一治的宏观历史环境,冀南特殊的地理状况,以及水陆交通条件的变化等构成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