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关于“时”的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

儒家"时"或"四时"的思想包含了丰富的生态学知识,构成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时"体现了宇宙与生态系统运行的基本节律,自然万物随"四时"的演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顺时""适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根本价值;"违时""失时"都会对人与自然造成损害。为了维护人与自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就必须应时而变,顺时而为,与时偕行。因此,"时"就被赋予了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这是从"事实"过渡到了"价值",由"是"推出了"应当",凸显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     

人生最优化哲学论析

人生最优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科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人生最优观和人生最优化方法论的统一,或曰人生最优化哲学、人生最优学。人生最优化的取向要求是,最正确科学地认识、改造和创造世界尤其是认识、改造和创造自身,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生;基本方略是,立足人生,统筹兼顾,全面发展;实质要义是,按照人生最大价值效益取向与事物一定属性特点相统一的规定,向最好努力,向最坏预防;核心精髓是,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投入、消耗,获得最大的人生价值效益;目的归宿是,全方位创造、实现和拥有最美好的人生。     

论实践对质的确定

实践确定质的依据是:第一、事物作为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第二、事物及其质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质兼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体现着主客观的统一。质由实践确定,其机理是:第一,事物的存在状态同人的实践需要相契合,事物的某些潜在功能和属性显化出来,被主体确定为该事物的质;第二,在实践中人通过思维把某一时间内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确定为系统质的某个方面;第三,事物被实践改造或重塑而形成新的系统质。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 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

美刺、正变是《毛诗》说的重要内容,魏源认为《毛诗》美刺与正变之说,对正确理解《诗经》危害极大,必须予以批评。但魏源并不否定美刺说与正变说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毛诗》的篇篇皆有美刺、以美刺为《诗》本义的美刺说,及其以正与非正言正变的正变说。     

罗斯福新政对自然灾害的应对——以黑风暴为中心的考察

"罗斯福新政"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同时,也采取多种措施治理黑风暴引发的自然灾害。罗斯福救助灾民、移民、改革耕种方式、革新农具、保护土壤、建设防护林和保护区等举措改变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灾害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为美国的可持续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后脱贫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伦理审视与价值重构——基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分析与优化思考

后脱贫时代选择什么产业及其发展道路承接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成果是乡村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借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旅游型”或“消费型”村庄，作为“乡村性”向城市“反向输出”消费功能在现实层面获得具体实践的结果，本身确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形式，但也不免落入“另类商品化”的窠臼，生成新乡村增长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劳动-休闲”异化。休闲本原化以其“劳闲对立”的解构思维进行一种“低人本”的发展设计，变相增强农民休闲工具化、商业化以获得现实物质利益的冲动，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其“诗意地栖居”。尤其是对那些缺乏足够经济实力支持而被动接受休闲的农民而言，现实的乡村产业振兴及其“美好发展”必须具体化为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即以增强农民劳动认同为核心，致力于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的融合统一，才能在解构新乡村增长主义和重塑农民“劳动-休闲”之维的过程中真正落实其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试析唐律中的贿赂犯罪

唐律中的贿赂罪包括行贿和受贿两种行为。针对不同官员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因不同事由收受财物的行为,唐律将受贿罪区分为若干情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根据行贿人的不同目的,也将行贿的法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具体、明确、操作性强,可为我国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观研究

和谐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儒家对其推崇备至。和谐意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和谐观。这表现在和谐与治道、和谐与情理法、和谐与无讼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