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福克纳小说的神话——原型阐释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和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天地"可被视为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神话体系,但两人对各自创作的神话—原型模式结构的阐释不同:沈从文的小说呈现了"神之再现"的原型模式;福克纳的小说展示的则是"神之解体"的原型模式。二人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着不同的神性和人性。     

“五至”、“三无”说

上博简《民之父母》的发表,为解决《孔子家语》伪书公案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研究孔子思想充实了新的材料。其中"五至"的具体内容与《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所记有异,直接关系对各自原始性的判定以及思想内涵的阐发。比勘三者原文,从文字训诂角度重作分析,《民之父母》之"五至"较传世本更为合理原始。而文中"三无"之内容,则是具体实在的,与道家所提倡的"无"不同。     

犹太教困境与犹太人困境下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

从18世纪开始,犹太人为寻求平等和自由,纷纷背弃犹太教,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也随之淡漠;19世纪末,欧洲大规模的反犹浪潮再起,犹太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为寻求犹太民族的生存之道,阿哈德·哈姆提出了文化犹太复国主义。     

泰戈尔散文诗对“五四”新诗体式的影响

"五四"时期对泰戈尔散文诗的译介,有助于新诗打破旧体诗词音律束缚,实现诗体的解放和确立现代诗歌观念,但也扰乱了对新诗"散文化"创作弊病的整肃,影响了20世纪新诗体的适度规范。     

论管仲之“仁”

管仲是春秋中期著名的齐相,对管仲之"仁",学界大多认可其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首霸中原的不朽功业,但对其人格上的不为其主殉死、为仇敌之相、战场上逃败等方面却颇有微词。其实,这恰是管子之"仁"的过人之处。此外,管仲之"仁"还表现为对朋友的真诚爱护,对齐国的深沉热爱。     

汉晋对孔子礼乐思想的阐发与拓展——以《论语》及汉晋《论语注》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礼乐思想,其核心内容是以道德伦理为基础,主要特色为强调礼乐教化与凸显社会秩序之上的人伦和谐。而汉魏经学家和魏晋玄学家大多通过征引、阐发、注解《论语》文本,分别从各自的儒道经传诠释立场出发,结合汉晋之际的社会政治现实,对孔子礼乐观中内在的意蕴进行了多方位拓展,前者重点肯定和阐发了孔子礼乐观中社会政治层面的礼乐教化思想;后者以道释儒,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及因顺人自然本性上的伦理情感,才是礼乐的本源与根据。     

从冯雪峰的秘密使命看“两个口号”论争

以左联解散为背景,"两个口号"论争一方面是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教条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自由派"两大派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公开爆发,一方面是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次"潜对话"。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冯雪峰是这次论争的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控者,他在论争中通过鲁迅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左翼文艺界的分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文艺运动的危机状态中挽救了鲁迅,因此而在鲁迅"走向神坛"的道路上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新都市小说中“经济人”形象特征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都市小说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形象即"经济人"形象,这一形象具有如下特征:自觉服膺经济理性主义;鲜明的经济个人主义特征;冒险进取的英雄主义气质;浓郁的世俗情怀和强烈的物质主义。"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更新了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既具现实意义,又富文学意义。既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写真,又使得中国新都市小说的生存获得了合法性,"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新都市小说开始真诚地书写充满生命质感的都市社会和火热腾跃的现实人生。     

唐代前期中国哲学的贫困

唐代前期的哲学贫困,其主要表现,一是哲学家的贫困;二是哲学家思想的贫困。贫困的原因：一、社会的安定,缺乏震撼人心的社会大问题;二、统治者重视政治,致使政治思想发达而哲学思想平庸;三、经学的统一,使经学走上了僵化的老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四、科举制考试内容的硬性规定,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这就限制和阻碍了哲学思想的深入和发展;五、唐前期中国传统思想对佛学的融合改造尚未完成,佛学理论还未被纳入到中国的传统哲学之中。从佛教哲学而言,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哲学贫困时期。     

战火中的精神历程:“五四”“非战文学”简论

数量众多的“五四”军人题材的作品虽然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的经典叙述之外,但它并非是毫无意义的。它一方面为我们记录下了战争年代军阀们的种种罪恶,另一方面它通过“审判惩罚模式”和“忏悔反思模式”明确地反映出了“五四”作家们明确的反战立场。正是这一立场,使“五四”战争小说于不自觉中形成了新的范式,无“主义”、无英雄、无战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