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悲剧意识及其表现形态之比较研究

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但在其表现程度和表现形态上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嬗变。元杂剧里的悲剧意识多表现在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里,明传奇的悲剧意识多积蓄在政治悲剧和爱情悲剧中,清传奇的悲剧意识则多弥漫在历史悲剧和兴亡悲剧内,它们表现出来的悲剧情感也各有不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社会历史变化导致戏曲创作理念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异。     

从演剧空间到戏剧美学

戏剧,作为一门三维艺术,在它的演剧空间中体现了诸多美学特质。而演剧空间的变迁也反映出了戏剧美学思潮的流转。从演剧空间这个表象入手,探索不同戏剧种类的美学追求,以及二者互相影响的发展轨迹。     

南戏体例"输入"说质疑——以《张协状元》与《沙恭达罗》为例

郑振铎先生曾指出,在温州发现了梵剧《沙恭达罗》写本,我国现存最早的汉文剧本《张协状元》也诞生于温州,两者竟“是如此的相肖合”,足以证明“传奇的体例与组织完全是由印度输入的”。其实,《张协状元》虽与《沙恭达罗》具有某些相似性,但二者的不同点更多:一为单线发展,一为双线交织;一为代言体,一为不完全代言体;一为诗体,一为曲体;一为分幕结构,一为人物上下场结构;一凸显人物,一凸显行当。《张协状元》与《沙恭达罗》的某些相似性,并不能证明《张协状元》模仿了《沙恭达罗》,《张协状元》的体例主要源于宋代话本和诸宫调。     

双重维度间的冲突与选择

审美维度与社会维度的价值碰撞与对话贯穿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对中国现代批评而言尤其突出。作为现代审美批评代言人的京派,不但捍卫了批评的审美性,而且启示批评如何在审美与社会、政治的冲突对话中确立自身无可回避的存在意义和个性倾向,同时,不断反思与尝试文学批评双重维度间的平衡与定位,最终以属于文学的方式兼容社会意识。     

陶渊明文化精神的内涵及其影响

陶渊明和他的作品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对象,千百年来文人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和认识延绵不绝,经久不衰。其原因是,陶渊明对整个中国文化品格的塑造以及对文人心性的陶冶起着深不可测的作用。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

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写作经历了从"浅绿"(自发的环境文学)到"深绿"(自觉的生态文学)的发展阶段,其中所潜隐的对物质与精神家园双重找寻的"原乡情结"一以贯之。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症候,原乡情结直指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危机,其在审美内驱、现实指向、终结关怀等层面均规定着生态文学创作的起源与发生。立足于"绿化"进程与"原乡"取向的生态批评当与生态文学实践一道,通过对现代性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重拾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同情之心,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诗意栖居的愿景。     

莎士比亚伦理思想新识:从希罗的性别身份谈起

在莎士比亚伦理思想研究中,有人认为莎翁是男权主义者或厌女主义者,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其伦理思想指向个性解放,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从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希罗性别伦理身份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莎士比亚的伦理取向并非指向解放,而是回归传统,是对传统婚恋伦理观念的维护。要求女性回归传统是莎翁对文艺复兴时期情欲泛滥现象的理性反思,不能简单地把莎士比亚看作男权主义者或厌女主义者。     

高尔斯华绥戏剧中国百年传播之考察与分析

英国作家、戏剧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其作品的译介及研究深受中国社会时代语境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高尔斯华绥戏剧传播以作品翻译、评论等宏观方面的研究为主,高尔斯华绥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揭露成为主要关注点。新中国建立后,高尔斯华绥戏剧作品迅速受到冷落,学界对其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78年至今中国掀起了外国戏剧研究热潮,但高氏的剧作继续遇冷,翻译和研究者寥寥。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