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传统衙署法律文化引论

传统衙署和现代法律文化能够产生交集,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深刻的政治文化传统,即刑名司法是地方行政的应有之义,由此赋予地方各级主官及其衙署多种复合法律功能,几乎涵括了当代中国司法系统中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以及司法局的职能,并充分体现在衙署建筑中。河南衙署建筑蕴含了中国传统司法之亲民、教化和息讼的三大基本价值追求,衙署建筑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礼制传统,如面南背北、居中而治、前朝后寝、左文右武等。     

百年回眸:“五四”双重气质再寻绎——以文艺复兴与文化启蒙两大谱系为主体的“运动”解析

回首百年"五四",需从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双重气质说起。置于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从"文艺"和"启蒙"双重维度审视新文化运动的起伏、颉颃、变奏,可以清晰把握其"来龙"与"去脉"。以"文学"作为共执的支点,胡适"改良"的谦和、不确定性与陈独秀"革命"之坚定无比、彻底决绝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气质的根本差异。"问题与主义"之争、"自由与解放"之争、"提高与普及"之争等都是胡适与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仁对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不同拣择与流布,是"复兴"与"运动"的分理。最终在中国语境下,新一代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中走出,与工农大众为伍,"运动"以强劲态势压倒"复兴"。从双重气质到单一气质,由复调到单调,"五四"经历了由乐章到华章之血与火的历练。     

北宋汴河水运述论

北宋汴河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息息相关,却并非总是相宜。宋都汴梁不断进行的开发建设,地质地形的局限,都加重了汴河的淤塞。为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北宋政府不断完善以汴河为主的水运网,通过设置提举汴河堤岸司、河防兵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后继统治者疏于维护,以致金蒙元时期,汴河的水运价值不再。     

1517年伦敦五朔节骚乱原因初探

1517年发生的伦敦五朔节骚乱属于典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它是在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因经济竞争而引发的民族排外情绪是骚乱发生的思想动力；学徒处境地位的恶化则是骚乱发生的主要原因；自负、偏狭的民族心理成为了骚乱的助推力；政府处置措施的不当则诱发了骚乱的发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得五朔节骚乱得以突然发生。     

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犹太人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苏联建立后,列宁的民族平等理论更是给了犹太人以极大的鼓舞。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的影响,苏联犹太人并没有完全享受平等,歧视与迫害时有发生。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苏联政府的对犹政策和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无论是对境内犹太人还是苏联社会都产生了连锁反应。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试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宋代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有其迁转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期。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体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偶有因过降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地位。这种循序渐进的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大相径庭，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优厚。除了封爵，宋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或武官等官职，但这些官职都是一些荣誉虚衔，并没有实权。有的宋代皇子还出任府尹州牧，但除皇储在担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子来说也是虚衔。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期皇子均担任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从封爵、授官方面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都大不如前，体现出位高职虚的特点。宋代皇子去世后，为示恩宠一般赠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书令和尚书令），但对生前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死后不管赠予其多么高的官职都无多大实际意义。     

从维也纳会议看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

拿破仑战争后,反法联盟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确立了一系列原则,欧洲由此重新建立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体系是一个均势体系,该体系内权力结构的均衡、大国所确立的运行机制和国际规则,使之维持了欧洲几十年的和平,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