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异同点比较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曾犯过三次＂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点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或共产国际的决议教条化;未能科学分析中国国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盲目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未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形势,不顾实际坚持＂城市中心论＂,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三者又在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错误的危害程度以及纠正错误的方式上存在各自的特殊性。通过对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分析,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高校哲学教学改革的设想

高校哲学教学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为学生缺乏学习哲学的兴趣,学习哲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哲学教师缺乏专业素养,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哲学教学环节设计不够科学。要改变这些状况,就必须对现行的哲学教学环节进行改革。通过对教学环节的改革,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促进学生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习惯的培养。需要强调的是,对哲学教学环节进行改革,必须符合哲学的内在特性,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康德道德律的实践价值探析

康德道德律是说我们的行为准则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要具有普遍性,即行为和普遍规律符合一致。康德道德律内容深刻,深入理解和研究康德道德律,对于探讨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必要性,对我国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克服道德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法制建设的创新——《我国经济区域法制一体化研究》读后

如何协调经济区域内各地方立法间的冲突,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和谐一致的法制环境,是近几年来人们探寻的热点问题,亦是当前社会经济法制建设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从《论省际区域行政立法协作》（《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到《制定示范性文本——经济区域内地方立法协调的新设想》（《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1期），再到《论政府协议法制化经济区立法协作的新尝试》（《公法研究》2010年第9期）。     

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

民族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民族发展也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民族国情,以历史态度审视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用唯物主义探究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用辩证思维分析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各民族特点的民族发展路子,找到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科学道路。     

论刑法教学中良性刑法情绪的培养

刑事法治精神的发扬和最终实现需要依赖于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而刑法学课堂无疑是普及刑法和检测良性刑法情绪塑造可能性的重要场域。在刑法学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刑法权利、民生和宽容之理念以及最终养成其良性刑法情绪是刑法学教师授课的目的,而完成此任务尚需要结合刚刚发生或者成为经典的刑事司法案件来制定具体的策略。     

论民族发展与国族认同

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都属民族认同的范畴,但二者并非等位概念,也不必然构成正相关关系。当前,国族认同既受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发展不协调、文化发展不和谐等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到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外"独立"势力、民族主义浪潮等国际因素的干扰和侵蚀。我国民族问题现状决定了只有着力推进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各族成员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能有效提升族员的国族认同。     

弗莱雷“对话式教学”思想精髓及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巴西著名的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批判了"讲授"的弊端,认为"讲授"把教学中主客体关系绝对化;他批判了"储蓄教育观",主张实施"对话式教学"。他的教育思想精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揭示了对话本质,他认为,对话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人类社会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包括行动和思维等两个基本要素,他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二是揭示了对话的特征,他认为对话表现为平等性,提问是对话的前提和对话依赖于合作;三是揭示了对话实现的保障,他认为对话的顺利进行需要爱和信任、平等的话语权和谦恭的态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积极采取对话式教学模式,将有助于教育者充分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有助于推进教学改革,构建和谐课堂,有助于教师创新精神的培养,有助于培育学生的综合能力。     

冲突和平衡：股东权利与公司权利

公司作为社团法人,孕育了复数的权利主体,其理论基础为公司的财产架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权利与公司权利的分合乃至冲突构成公司运行的常态,为此需要借助公司章程、公司法等内外力量,采用不同的路径对失范的权利进行导引和法律规制,在各权利主体间求得平衡。     

论根据地时期社会教育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

从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根据地社会教育经历了由自发到有组织,再到教育大改革发展壮大的历程。根据地农村社会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根据地社会教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根据地政权建设为依托,服务于战争的需要,从指导思想、教育内容到具体举措,均带有鲜明的战时特征。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根据地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随着社会教育的推进和展开而有所提高。社会教育的发展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根据地生活方式及乡村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