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新疆赋》所涉及的新疆民俗,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考,如民居、园艺业、物产、商贸、岁时节日、礼乐教化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新疆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多维叙事下的《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的代表作,也是他运用多种现代派手法来表现故事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采用四个人的口吻来叙述同一主题,运用了意识流、多视角、复调等手法,描写了美国南方康普生一家由兴到衰的过程。     

符号刻画在写作教学的运用

由于文章的章法有一定模式,因而它可以采用标记性符号来表示,让人能直观地看到它的序列构成。符号刻画主要用于标明文章的层次、段意及记叙方式。这种符号刻画可以用于文章起草之前,作为一种构思的框架,也可以用于范文、例文的分析研究,即通过简明、有序的符号标识,看清被讨论的文章的层次关系和发展脉络。     

现代诗歌与现代汉语的关系及出路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新诗主体论笔谈(之三)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 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 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 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 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直寻”试论

钟嵘《诗品》提出了"直寻"的诗学主张。"直寻"应当包涵笛卡尔论直观知识时所谓的昭和晰,以及许慎解释指事字时所谓的"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特征。魏晋六朝的文学思想注重诗文的形式美感,钟嵘与刘勰仍提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而"直寻"正是这一主张的产物。     

甘南藏区汉语诗歌的审美意识

新时期以来,在甘南藏区形成了以藏族诗人为主体的创作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是藏族,但用汉语创作,由于地域环境、文化氛围和生活体验的影响,诗作既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同时又不乏对现代生活经验的深刻体会,以及由于宗教的影响而对神性的感悟,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甘南诗人群落的创作,不仅推动了藏民族诗歌传统的发展,也扩展了当代汉语诗歌经验的边界。     

“乾”“坤”经文与《尔雅》

《易经》是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易经》又是一套符号系统,用卦象来代表具体事物或特定状态,然后借卦象的组合与变化,指涉未来的发展。《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本文仅选取《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乾"坤"二卦经文,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为底本,重点选取《尔雅》词义与多个通行注本作简略比对校读,通过观察同义词语变化现象简要总结词语历史演变规律。     

识济其胆，力载其才——略论苏轼对词风的革新

苏轼词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婉约”和“豪放”两种词风。唐五代乃至宋初,词被视为“小技”,而苏轼在“以诗为词”的泛文学观念引导下,完成了在词前添加小序、以词人性情为始归、冲破词须协律的限制,使词具备了创作主体特殊的情感特征。他在词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诗、文、史,而且使词能够与诗、文表现相同内容,从而使得词体日尊。清代叶燮,作为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在《原诗》中提出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即才、胆、识、力理论,而且认为只有四者交相为济,方可使人登作者之坛。     

《西昆酬唱集》编选原因探究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著名的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本文从《西昆酬唱集》编选的外部条件、宋初唱和诗的大量创作与唱和集编辑蔚然成风的文化背景和编选者的主观目的等三个方面分析和讨论杨亿编选《西昆酬唱集》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