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党建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全面到来,大数据党建也越来越成为党建研究的热点.借助SATI等工具对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当前的大数据党建研究仍存在着基本概念不明确、研究不聚焦、研究理路不清晰、实质性交叉研究不够等问题.未来的大数据党建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突破:加强对大数据党建的基本概念和战略意义的深入研究;抓住大数据与党建工作交叉的关键,突破大数据党建的交叉瓶颈;以大数据党建为基础,构建现代党建治理理论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沧州市城市链的构建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沧州市作为承接疏解京津城市化发展压力职能的京津南侧重点城市之一,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空间发展设计。应进一步完善雄安新区—沧州市城市链,按照分步走的发展秩序,构建由纵东链、纵中链和纵西链整合在一起的复合城市链,以连通雄安新区与沧州市,构建横北链、横中链和横南链以加强纵向城市链之间的联系。县级中心地在雄安新区—沧州市城市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离不开乡镇级中心地的辅助作用。留古寺镇—米各庄镇是横中链与纵中链的交汇点,也是横中链两侧的北弧链与南弧链的交汇点,可优先发展。纵中链虽然与雄安新区和沧州市的连接更为直接,但其县级中心地的承接力不够高,因此在纵中链上需要发展乡镇级中心地组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重大问题关注的大数据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和“供给侧”文献及文本

基于大数据理念,运用文献数据、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对CSSCI来源期刊的"一带一路"和"供给侧"相关文献及其词频数据分析后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人员对以"一带一路"和"供给侧"为代表的社会重大经济问题虽有关注,但相较其他学科,存在关注度不足、研究范式单一、过于注重宏观性研究、对策分析缺乏等问题。解决这种缺陷的思路是,研究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传统或范式的不足,探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点的新研究范式及其话语体系,进而以新范式和话语体系开展本学科研究。     

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容城县城镇体系发展对策分析

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为构建"大保定"提供了平台,也为容城县发展奠定了基础.容城县是"大保定"东侧与徐水区近邻的县级中心地,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具有区位优势."弯月"形的聚集程度较高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使容城县能够在主体区域内构建城镇体系,八于乡在其间扮演重要着的中介角色.为了提升城镇发展水平,容城县不但要处理好区划内乡镇中心地间的关系,而且要与邻近区划进行有效整合,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镇发展链,包括"容城县—安新县"发展链、"容城县—雄县"发展链、"容城县—定兴市"发展链及"容城县—徐水区"发展链等.在区域内最终构建"C正+O+C反"的城镇体系,在"大城市环"中强化影响力,积极融入"高碑店市—徐水区—霸州市"三角形与"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三角形中.     

加强大学生“四史”教育的理论基础、时代价值与现实路径

高校大力开展大学生“四史”教育，既是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任务；又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落实高质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求和必要手段。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有效途径，是持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培养勇担时代重任的“四有”新人、“六有”大学生的有力武器。高校应在正确认识大学生“四史”教育意义的基础上，树牢政治导向、坚持辩证思维、把握学科属性、突出时代特性，真正做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教育。     

马克思人学思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继承与超越——兼论马克思人学思想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中的感性的自然人、人的“类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从感性直观本体论到感性活动本体论、从“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宗教异化”到“劳动异化”的超越发展。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对我国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充满启示，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Z世代”大学生网络关注热点融入高校思政课再思考——基于对河北某高校的调查访谈结果

通过调查访谈发现，“Z世代”大学生的网络关注热点与社会大众大致相同，又具一定特殊性；其网络行为习惯与偏好也展现出了“网生代”独特的心理需求特征。他们在瞩目于“事件型热点”的同时，也专注于“日常型热点”。有鉴于此，一方面可建构起“事件型热点”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初选标准与优选标准；另一方面则应借鉴“日常型热点”即大学生惯用网络媒介的“用户思维”，寻求可行路径以建立高校思政课文化圈层，从而提升其沉浸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缘于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三个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哲学基础和逻辑思维两方面存在共通;但由于二者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境遇不同,二者在概念内涵、问题论域及价值目标三个方面存在差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差异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传承基础上的差异,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中华民族共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创新。